达浦生（1874年-1965年）出生于江苏六合，从小在六合南寺义学接受教育，后到南京常巷清真寺义学继续学习。1894年，达浦生离开家乡，前往北京投入著名的伊斯兰教经师王宽阿訇门下学习。王宽阿訇时任牛街礼拜寺掌教，是杰出的爱国人士，他真挚深沉的爱国情怀和敢为人先的革新精神，对年轻的达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2年9月12日，王宽等人以“中国回教俱进会”的名义接待来京的孙中山，孙中山在欢迎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说：“贵教宜以宗教之感情联络全国教徒，格外发出一种爱国精神，辅助国家……”达浦生参加了这次盛会，深受孙中山民主进步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感染与启迪。

　　1912年，达浦生任甘肃省回民劝学所所长兼省视学，6年间，在他的推动下，甘肃成立了多所新式小学。1928年，达浦生与哈德成等创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达浦生任校长。该校先后培养四届毕业生，造就一批伊斯兰教优秀人才，如马坚等赴埃及留学，学成归国后为我国阿拉伯语教学和伊斯兰教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抵御外侮、保家卫国成为中国社会的突出主题。达浦生旗帜鲜明地阐述道：“国家权利被人抢夺，按照伊斯兰教教义当群起抵抗……因为穆圣说过，爱国属于信条之内。”1937年8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达浦生等联络上海穆斯林，全力救济难民。达浦生蛰居在租界，既感救亡工作在沪未赓续进行，又鉴于汉奸敌人的阴谋，租界也未可久居，于是告别全沪的教胞，远赴中东各地，宣传我国的抗日战争，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呼吁世界支持中国抗战。

　　1939年回到祖国后，达浦生继续在国内各地参与抗日爱国宣传，他号召说：“抗战则生，不抗战必死，惟有全民族团结起来，血战到底。”他始终为抗战奔走呼号、鞠躬尽瘁，被誉为“中国四大抗战阿訇”之一。

　　为使伊斯兰教顺应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潮流，达浦生还自觉肩负起促进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任。早在1907年，达浦生的恩师王宽阿訇在北京创办师范学堂，改革了传统的经堂教育，办学理念和课程设置均融入现代意识，“经学中兼习汉文及科学”，开创了新式伊斯兰教教育的先河。王宽曾命达浦生担任过一段时期的师范学堂校长。达浦生主张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伊斯兰教，彰显伊斯兰教的中国品格，强化中国穆斯林的中华文化认同。

　　1939年，基于恢复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的初衷，达浦生在甘肃平凉建成“平凉陇东伊斯兰师范学校”，亲任校长。这所学校的教学理念和课程设置与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基本相同，而最大的特点是因应抗战爆发后的形势，在学生中深入宣传抗日主张和爱国思想，培养出一批具有深厚爱国情怀的高层次人才。

　　1952年7月，达浦生与包尔汉·沙希迪、刘格平、赛福鼎·艾则孜、杨静仁、马坚等人士作为发起人，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备会议。达浦生在筹备会议上致辞。他说：“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平等友爱合作的大家庭里，才有可能召开这样盛大的会议。”经过近一年的精心筹备，1953年5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国性伊斯兰教组织，标志着各族穆斯林的大团结。包尔汉·沙希迪当选为主任，达浦生等5人为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高层次爱国宗教人才成为萦绕达浦生心头的大事。达浦生表示要“培养大批学贯天人、学贯中外、学贯古今的高品级人才”，带动全国穆斯林跟上新中国前进的步伐。1954年，达浦生和包尔汉·沙希迪等提出创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的设想。1955年，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成立，达浦生任副院长，次年担任院长。作为学院的主要负责人，达浦生在办学方针、院校建设、师资引进、课程设置等方面全面规划，为学院的稳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达浦生不仅为促进伊斯兰教中国化培养人才，而且著书立说，从理论上积极构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他潜心著述，完成伊儒会通的典范之作《伊斯兰六书》。这部著作共6卷，前三卷为穷理尽性之学，后三卷为修齐治平之训。他继承刘智等创立的金陵学派的经学传统，用现代语言系统地阐述了伊斯兰教历史、教义、哲学、教育、伦理，特别是自然和科学，对历史上的伊儒会通作出了顺应时代的继承与发扬。他的著作不仅在内容上为伊儒会通注入了民主、科学等时代精神，而且在方法上用现代语言作出了新的阐释，实现了伊儒会通思想的通俗化和时代化，更加有利于对普通信众的思想引导。同时，他在讨论性理问题时，既重视儒家思想的阐发，又注重伊斯兰教经训依据的支撑，提升了伊斯兰教汉文典籍在穆斯林群众中的权威性。这为推进新时代伊斯兰教中国化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迪。

　　1954年4月，亚非2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会议。达浦生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宗教顾问参加了此次盛会。这是亚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侵略战争，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而召开的一次盛会。与会期间，达浦生的宗教操守、渊博的宗教学识赢得各国与会代表的普遍尊重，客观上为宣传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提升新中国在亚非各国的威望起到了良好作用。同时，达浦生还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向与会代表和各国新闻媒体宣传新中国各方面的成就，以增进了解和消除误会，建立友谊。

　　达浦生作为宗教界代表曾多次参与国家的出访和接待国际友人来访的活动，担任了民间外交使者的重要角色，为宣传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促进人类和平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

《中国民族报》（2022年12月27日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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