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晓霞（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

　　儒商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初见端倪，之后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逐步形成“以人为本、义以生利、尚中贵和、诚实守信、勇于创新、为政以德”等儒商文化核心理念。在新时代的经济大潮中，儒商文化不断为现代企业管理者提供修身资源与智慧，为企业管理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促进市场经济及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成为市场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中华民族经济振兴的强大动力源。

　　儒商文化的发展

　　儒商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儒商文化的发展则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春秋战国初步形成时期，宋代逐步发展时期，明清兴盛时期，形成了具有儒家特色的管理思想、经营理念、经营模式、行为规范和行业准则。

　　春秋战国时期商人群体不断壮大，主要来自贵族、士人和部分农民，其中，一些商人受儒家道德价值的影响而形成了职业伦理观，他们用儒家思想指导商业经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出现了子贡为代表的运用儒家思想经商事贾的商人群体，儒商文化也随之出现。子贡之所以被后世称为“儒商始祖”，就是因为他将儒家思想中的“儒”与经商致富相融合，并且运用此道在经商路上取得了成功，从而真正展现了商与儒道的合二为一。

　　秦汉至隋唐时期统治者多采取严厉的重农抑商政策，商人成为“四民”中最低贱的阶层。由于东汉以后儒家独尊地位受到佛教、道教的冲击，儒商发展基本上陷入停滞状态。宋代统治者取消了重农抑商政策，采取了较低的商税，商人自由经商，土地自由买卖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取消了汉唐时期对商人着衣和乘坐车马的歧视性规定，使商业发展获得了新生，儒商文化渐渐复兴 。

　　明清时期，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商品经济逐步繁荣，大量商品源源不断地投入市场，商品流通的范围与规模日益扩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极大促进了国内长途贸易的发展，形成了以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运河沿岸等地区为中心辐射全国的区域商品市场。明清理学的发展，使意识形态领域日趋活跃，商品经济不断繁荣，大量士人秉持儒家思想进入商界，从事经商事贾，儒商逐渐成为社会的重要阶层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儒商体现的是“儒”与“商”的有机融合，儒商首先要信奉儒家思想，是以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为指导，从事经商活动的有知识与文化的企业家，不仅具有良好的传统文化素养，而且有着较高的职业道德修养和管理技能，他们将儒家道德作为商业经营和个人修身准则，有着兼济天下的情怀，在企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

　　儒商文化的内涵

　　以人为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儒家主张“仁者爱人”“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仁民爱物”， 具有关爱生命的伦理思想，提倡尊重生命价值，尊重客观规律，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友善、协调发展，主张经济发展要与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一致。“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大学》）生财要取之有道，“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生财”是实现“仁”的手段，以财行仁而赢得民心。君子爱财，但要取之有道。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论语·里仁》），企业追求利润是其本性使然，但不能在利益面前无所不为、唯利是图，要考虑利益的获取是否符合道义，是否做到了以人为本，有没有担负起经世济民的社会责任。可见，儒商文化不仅是企业的核心文化，也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经营的基本理念是以人为本，做到了以人为本就能生财有大道。

　　诚实守信。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孔子对“信”进行了非常形象的比喻，指出了“信”对人立世的重要性。孟子则丰富了“信”的内涵，将其进一步拓展，从道德约束具象为“五伦”之一。“诚”字最初与宗教紧密相联，体现人们对于神灵的虔诚之意，随着“诚”内涵的不断丰富和扩展，进一步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人与人相交要真诚相待不相互欺骗。“诚”“信”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奠定了我国诚信思想的基础，诚信思想便作为儒家的主要思想被确定下来，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其内涵，使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并被世人作为自我规范的重要尺度。诚实守信被称为商业的灵魂，作为传统儒商文化的重要内容，继承了儒商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现代企业经营行为的基本准则。

　　尚中贵和。尚中贵和体现了孔子“仁”学的基本精神，“中”是“中庸之道”，“和”体现“以和为贵”。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在孔子看来，中庸既是一种道德境界，又是不偏不倚，过犹不及处理问题的方法。 “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发展孔子的思想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进一步发扬光大提出:“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时不得人和，则百事不废。”（《荀子》），可见，尚中贵和是儒家重要思想，体现了中国人重视人际关系和谐。在民间就流传着有“将相和、邦国兴”“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穷则变，变则通”（《周易·系辞下》），儒家重“和”，提倡以和为贵，却反对不讲原则的一团和气。儒商把“和”的精神运用于商业竞争，就是要在注重道义原则的基础上，做到人际关系和睦，合作经营，和气生财。同时又强调重“和”但不僵化，处事要善于变通，经营中不能墨守成规，要因时因势因事而变，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义以生利。《礼记·中庸》:“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义”是指恰到好处，也就是合情、合理、合法、合规，义是道义、正义和义务的统称，是一种责任担当，也是一种道德抉择。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曰：“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可见，“义”本质上是遵天道法的伦理追求，“利”则是在尽道义履行义务的基础上而得到的利益。义与利是辩证统一的，义是核心，利是表层，坚持核心的义，才能获得正当的利益。子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论语·宪问》），“不义且富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思想表明了对道德仁义的重视，但并不排斥对利的追求，只要利取之有道，是正当的，就无可厚非。儒商文化的义以生利，体现在利益的获取要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之上，企业坚守了道义就能获得生生之利。

　　勇于创新。子曰: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体现了君子勇于担当，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儒家注重道德修养，既是谦谦君子，又是刚毅勇士，君子之勇，体现在面对道义担当不迟疑、敢决择的“勇”的境界。 “勇”就是在信念驱动下，体现出的一种无所畏惧、敢于担当的行为及勇气。“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易》）“自强不息”，是儒家“勇”的内在驱动力，是努力奋斗、永不懈怠的人生信念。《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儒家主张趋时而动，与时俱进，其中庸之道包含着重要的时变观念与创新思想，如“顺时而变”“因变而变” “时中之变”“权宜而变”，主动应对时势的变化而变化，抓住有利时机，乘势而上，通过与时变化的措施途径达到合适的目标，在恒常秩序中变而不乱、变而有节、变而有常、变而有效，从而使企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为政以德。儒商首先是儒者，把仁义道德放在首位，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言“留意于仁义之际”。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这里的“德”就是儒家的仁德。 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企业家，才能处理好企业与员工、企业与顾客、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要体现出责任担当和博爱之心，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论语·颜渊》）孟子曰：“仁者爱人 ，有礼者敬人 。爱人者 ，人恒爱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 （《孟子·离娄下》）一个不懂得如何爱人的人也就不可能真正地爱自己。仁，就要以仁爱之心关心爱护他人、尊重激励他人，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人之道德，端赖养成。儒商作为有道德的领导者，有德者在其位谋德政，才能真正做到“为政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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