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民国之后,随着中国公立教育的发展,教会学校逐渐边缘化。西方基督教各差会通过不断整合与合作,建立了独立于中国国家教育体系之外的特殊教育系统。尽管取得了一定的办学成就,创建了不少高等学府,也培养了一些优秀的人才,但是这些学校受西方掌控、服务于西方、游离于中国管理之外的特征,使其被视为设在中国的“洋人的学校”。中国的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一位出身于教会学校的中国教育家就认为,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却丝毫不受中国政府管理,而教育的又是中国的青年,这是绝对不合理的。这位有识之士就是华中大学校长,杰出的教育家、哲学家、爱国者韦卓民。
1888年,韦卓民出生于当时的广东香山县翠微乡,他6岁时读私塾,14岁时到澳门学习英语,15岁时随父亲北上投靠一位在汉口的亲戚,得以进入教会学校文华书院学习。1911年,韦卓民从已经改为大学的文华大学毕业,并被破格聘请为文华大学的教师,同时攻读硕士学位。4年后,韦卓民获得硕士学位,并在3年后被推荐赴哈佛大学哲学系留学,师从美国哲学家霍金。从美国修完博士课程之后,他回到中国,出任文华大学哲学教授。
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武昌设立一所男子寄宿学校,取名文华书院。经过30余年的发展,书院从只有几名学生和一栋民房,发展成为有学生数百人、学科多样的大学。1909年,文华书院在美国备案,改名文华大学。19世纪下半叶,英国循道会在武昌创办博文书院,英国伦敦会在汉口创办博学书院。1924年,三所教会学校的大学部合并成立华中大学,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孟良佐出任校长,韦卓民担任大学副校长兼教务主任。就在华中大学成立的这一年,中国社会各界发起了收回教育权运动。1924年,广州圣三一中学的学生与学校当局发生激烈对抗,学生们谴责学校的宗教教育是“奴隶式”教育,要求收回教育权。这一事件揭开了长久以来积压的各种矛盾。这年圣诞节,长沙雅礼学校发生罢课,学生团体发表宣言,要求把外国人赶出学校,收回教育主权。仅在这一年,全国各大城市基督教学校发生的大规模学潮就达20多起。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迅速激化,教会学校受到了严重冲击。
1925年11月,为了回应社会各界的呼吁,北京政府发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试图收回教育主权。1926年10月,广州国民政府颁布了更为严格的《私立学校规程》。随着北伐军的胜利,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1929年颁布《私立学校规程草案》。其核心规定有几条:私立学校的校长由中国人充任;不得强迫进行宗教活动;教育部有权改选校长;校董事会中外国人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董事会主席必须是中国人。教育部限定注册立案的截止日期是1932年6月底,教会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注册一事终于提上议程。
1927年,华中大学受到冲击,一度停办,直到1929年复课。在此期间,韦卓民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深造,师从哲学家霍布豪斯,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1929年重新回到华中大学。此时重开的华中大学急需寻找一位中国人来担任校长,以符合中国教育部的规定。韦卓民以各方面都极为出色的条件,成为华中大学的校长。早在1927年学校关闭之前,韦卓民就宣称华中大学已经做好向国民政府注册的准备。但是,这些教会学校的真正权力实际上都在西方各差会手中,掌握实权的西方基督教会并不愿意教会学校向中国政府注册。1928年4月,美国圣公会全国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受美国教会完全或部分津贴之学校不得向中国政府立案”。但是韦卓民并不愿就此向西方殖民势力屈服,表示要“作一切努力”推进学校的注册。经过他两年多时间的不断努力、沟通、反复磋商,华中大学终于在1931年12月完成了在中国教育部的注册。而同属于美国圣公会的圣约翰大学,则一直服从美国方面的指示,拒不在中国注册。
从1929年到1952年,韦卓民担任华中大学校长20多年。他把华中大学的办校宗旨定义为:“培植有为青年,为人群谋福利,为国家增元气。”他坚持一种“少而精”的办学理念,把有限的教学资源用在提高教学质量而不是扩张学校规模上,试图把华中大学办成“重质”的精品学校。为此他广聘名师,招揽了当时国内的一批顶尖专家来学校任教,其中包括物理学家卞彭、桂质庭,化学家张资珙、徐作和等。他还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学校作短期讲学,李约瑟、费正清,以及作家老舍、哲学家冯友兰、数学家熊庆来等都曾经到华中大学授课。华中大学由一所地方教会大学,逐渐发展成为海内外知名的高等学府。
韦卓民本人也成为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学者,曾经多次应西方著名大学和神学院的邀请讲学。1937年,应聘为耶鲁大学客座教授、耶鲁大学神学院伦理学客座教授。1945年,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纽约协和神学院亨利·鲁斯讲席客座教授。他在西方讲学、演讲的内容后来集结为《中国文化之精神》出版。他不但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还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他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翻译了康德和黑格尔著作及相关研究作品达400多万字,还写作了几十万字的评注。2016年,历经策划、整理20多年的《韦卓民全集》出版,成为韦卓民一生学术思想的最好总结。
韦卓民不仅是学者、校长,还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正如他所说:“我们的高等教育已经做出了很多调整,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抗战期间,他带领全校师生南迁云南大理喜洲镇,继续坚持办学,并把自己的讲学收入全都捐献给学校,直到1946年迁回武昌。1949年,他顶住了国民党当局的压力,拒绝南迁大学的要求,而且拒绝向国民党提交学校中地下党员的名单,设法保护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最后将学校完好无损地交给了人民政府。1950年,韦卓民作为40位发起人之一参与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著名的“三自宣言”,直接推动中国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华中大学并入了后来的华中师范大学。韦卓民从校长位置上退下来,专注于学术研究。1976年,韦卓民在武昌去世,享年88岁。在今日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山校园里,立着韦卓民的汉白玉雕像,他的全集也由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以纪念他对中国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见证其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和沟通中外的卓越贡献。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
《中国民族报》(2022年12月20日 8版)
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zjnews_mzb@163.com
(编辑:石建杭)最新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