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登洲（1522年-1597年），字明普，陕西咸阳渭城人。

　　胡登洲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面临困境的时期。经过元代以来的民族大融合，汉语已经成为中国广大穆斯林的母语，如何使用汉语讲好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伊斯兰教经典，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然而，当时的伊斯兰教学者讲译经典的水平普遍未能跟上时代需求。同时，元代以来的世袭掌教制度在当时逐渐成为一种阻碍，往往使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坐享利禄，无心学习宗教知识，伊斯兰教面临“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局面。

　　胡登洲幼习儒学，年纪稍长，他能独自乘船渡渭河的时候，每天到河对岸一位姓高的同乡学者家里学习伊斯兰教经典。胡登洲一直抱有弘扬经学的愿望，但种种原因，导致年过半百还以经商为业。有一次，他赴京做生意，处理完自己的生意后，便延请北京的国学名士为自己讲授儒家诗书、性理之学。因为从小有儒学的功底，在京仅“受学百日”，便被称赞为“宿儒之所不及”。

　　胡登洲十分看重汉文修养在讲经中的重要作用，尤其重视儒学的修养。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辛探索，胡登洲开创了一套用精准平实的汉语讲解伊斯兰教经典的方法，实现了“贯通一家”“练字成句，贯句成章”的宏愿，改变了浅尝辄止、不明经义或虽明经义而不能用汉语精确表达的现状。他所开创的用中国传统思想和话语体系讲译伊斯兰教经典的方式为随后的“伊儒会通”奠定了基础。

　　同时，在人才培养方面，胡登洲将伊斯兰教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结合起来，开创中国经堂教育的经学基础和标准化、规范化的教学模式。胡登洲创立的经堂教育形塑了中国伊斯兰教，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为伊斯兰教中国化打开了局面。他奠定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的基本框架，明确把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结合的发展方向，确立理性、包容、中道的传统在中国伊斯兰教的主导地位，开辟中国伊斯兰教系统学说化进程。此前关于伊斯兰教，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外人看来，似乎只是一种礼俗。尽管明中叶之前，它事实上也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但由于未有系统化的宗教学说向外人传播，教外人也就很难得知这种真相。经堂教育倡兴之后，伊斯兰教在中国开始了系统学说化的进程，成为有系统教义学说的宗教。”

　　经过胡登洲及其几代弟子的努力，经堂教育普及到各地，培养出一批经学人才，他们将经堂教育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至清初，西安、咸阳、渭南、同心、西宁、济宁、北京、郑州、开封、沧州、南京、武昌、亳州、蒙化等多地的经堂教育已经相当普及。以济宁为中心，胡登洲的第四代弟子常志美和李延龄建立清初“东土第一学堂”，创立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山东学派，逐渐形成以“十三本经”为核心的经学体系，倡导修己安人、文化融合、兼容并包。以南京为中心，第四代弟子马真吾和马君实等学者及其门人形成独具特色的金陵学派。这里所谓学派并非教派，而是指围绕着一定的地域、有相同或相近的师承、有自身经学特色和学术风格的学者群体，学派之间也常常互动互融。

　　与胡登洲一样，这两个早期学派的经师普遍具有较高的儒学修养，有的甚至“学通四教”（儒、释、道、伊）。他们在儒家思想为主导、儒释道合流的文化背景下，运用中国哲学的范畴和理念来翻译和诠释伊斯兰教经典，发起著名的“以儒诠经”运动，大大推进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进程。到了清中期，胡登洲第九代弟子周良浚在西安正式建立陕西学派；清末，马复初和马联元等经师在云南改良经堂教育，形成云南学派。经师们注重吸收中华传统文化养分，自觉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对经学体系不断作出相应调整。

　　胡登洲及其弟子借鉴中国主流思想，准确阐释伊斯兰教义教规，开创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中国伊斯兰教也具有了明显的中国风格。明清之际，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不仅通过科举、宗族、乡约等制度深入中国穆斯林民众中，也通过经堂教育系统深深影响着中国穆斯林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胡登洲及其弟子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对所讲授的伊斯兰教经典给予中国化阐释，使中国穆斯林在确立正信正行方面有了基本遵循。他们将伊斯兰教法阐释为中国化的礼法，成为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礼仪和习俗。他们倡导的“天道和人道一体”，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准则。中国传统的五伦观念作为穆斯林建构其伦理价值观的基本框架被确定下来。从此，天道五功和人道五典并行的思想，经由以寺坊为载体的经堂教育而深入中国穆斯林的内心。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

《中国民族报》（2022年12月13日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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