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了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发掘资料。据介绍，晋阳古城遗址经过10年的考古与遗址保护，在考古发掘的唐五代佛教寺院基址中，确认二号建筑基址是目前揭露面积最大、最为完整的寺院基址。其中，龟头屋基址的发现，填补了这一时期此类建筑基址的空白。

晋阳古城遗址出土的佛造像。

　　晋阳古城遗址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的晋源区晋源镇附近，面积约20平方公里。文献记载，“晋阳”最早出现在历史文献中是在春秋时期。在宋灭北汉的战争中，晋阳城损毁较为严重。2013年，为推进晋阳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晋阳古城考古工作队在晋阳古城西区进行探沟式发掘调查。其中，位于侨友化工厂南侧，南距明太原县城北城墙350米，西距明太原县城西城墙960米至1100米之间的一处大型建筑基址，被命名为二号建筑基址。

　　二号建筑基址轴线方向同晋阳古城西城墙方向大体一致，整个建筑布局规整，周围廊庑环绕，内部各主要殿址间以露道连接，设计紧凑，修建考究。

经幢拓片。

　　二号建筑基址内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日用瓷器和精致的石雕建筑构件。其中带有“迦殿”“天王堂”等字样的残碑、《金刚经》残碑、残经幢等与佛教寺院相关的遗物，表明其用途应为一处佛教寺院。出土的《金刚经》残碑，从碑文内容看，为当时通行的鸠摩罗什译本。碑文中有些字被故意凿损，可能与灭佛有关，对判断该建筑的废弃年代有一定帮助。出土的带有“晋阳宫”字样的残碑表明基址可能是在隋唐晋阳宫旧址上建设的。出土器物白釉瓷碗以及青绿釉瓷碗、瓷盘、瓷盒、瓷壶等，有明显的晚唐五代时期特征。建筑基址中出土的残碑中有“武皇”二字，“武皇”应是指李克用，据此进一步推测此基址的营建时间不早于后唐。结合晋阳城毁灭的相关史实等情况，可以推测二号建筑基址的废弃年代不晚于晋阳古城的毁弃年代，即979年。

　　二号建筑基址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一号殿、二号殿）为平面方形、面阔三间的建筑，比较山西现存的唐五代时期的4间佛殿——五台南禅寺大殿、平顺天台庵正殿、平顺大云院弥陀殿、平遥镇国寺万佛殿等，这些现存建筑同二号建筑基址内的主体建筑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从整体规模上看，这些佛殿建筑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此外，二号建筑基址内的主体建筑均为前后左右四面开门的“十”字殿，这一点与其他4间佛殿建筑迥然不同，反映出二号建筑基址的独特性。

　　因现存建筑多为单体建筑，唐五代佛教寺院建筑的平面布局一直缺乏完整寺院的实例，二号建筑基址则填补了实例空缺。二号建筑基址为一南北向纵长方形三进院落布局，这样的平面布局正符合唐代以来佛教寺院的布局特征。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分布门址、前后两处殿址和三处庭院。三进院落左右对称，分布有廊庑和附属殿址。

　　晋阳古城遗址考古项目组负责人韩炳华根据二号建筑基址遗迹和遗物特征，对建筑内部的功能分区作出推断：一号殿址和二号殿址是寺院中最重要的建筑，三号殿址磉墩较大，进深也大，可能是楼阁式建筑，或为藏经阁。而三号庭院后很可能是法堂、方丈室或还有僧堂、寮房等建筑。二号建筑基址的发掘对于研究这一时期寺院的布局，以及晋阳古城城市布局有着重要的意义。

　　唐代的五台山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影响非常大。敦煌莫高窟保存着《五台山图》，此图西传西藏，东传日本，将佛教文化传播至整个东亚，也将图中所绘制的山西地区的建筑及文化等一同传播出去。据记载，当时创制《五台山图》的地方正是晋阳古城。另外，在敦煌莫高窟第61窟的壁画中还可以看到太原经五台到镇州（正定）的路线，很好地说明了当时的晋阳古城是佛教传播的重要一站。同时，不少文献载有高僧到访晋阳古城的事迹，包括佛陀波利、释不空等印度僧人。韩炳华说，“晋阳古城有两个特点，一是城址与墓葬、石窟寺互为依存；二是不少出土遗物呈现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因素。因此，晋阳古城这类城市遗址的考古价值独特。晋阳古城是一座文化的‘驿站’，不仅将多元文化迎进来，又将融合创新后的文化送出去，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图片由晋阳古城遗址考古项目组提供）

《中国民族报》（2022年12月7日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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