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古滇国是从战国延续至汉代的地方政权，属西南夷的一部分。公元前109年，汉朝在此设置益州郡，又“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史记·西南夷传》）。从设置益州郡开始，云南开启了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新篇章。

　　1956年，云南昆明晋宁县石寨山，金质“滇王之印”出土，一时轰动考古界。伴随着一些精美青铜器的发掘出土，古滇国由此揭开了神秘面纱。今年9月，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上，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布最新考古成果：2021年以来，云南河泊所遗址出土大量汉代封泥和简牍，为寻找西汉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提供了线索。这表明汉代中央政府已经对云南行使治权，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又一重要实证。11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河泊所遗址启动新一轮考古发掘，继续寻找西汉设置的益州郡郡治。

　　石寨山古墓群大遗址考古是河泊所遗址发掘的基础

　　云南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滇池东南岸，东北距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仅700余米。关于这一遗址的考古发掘，要从石寨山古墓群说起。

　　1955年至1960年，考古工作者对昆明晋宁县石寨山古墓群先后进行4次发掘，清理墓葬50座。其中，在1956年第二次发掘中发现了“滇王之印”，由此石寨山古墓群被认为是“滇王及其亲族的墓地”，以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青铜器被称为“滇系青铜器”，其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被称为“滇文化”“滇池区域青铜文化”，民族考古学家汪宁生则称其为“石寨山文化”。

　　在同一时期即1958年，考古工作者发现河泊所遗址，认为其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其时，贝丘遗址高出地表8米，因该遗址发现大量同心圆纹盘，故而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存。由于石寨山墓葬出土遗物和河泊所遗址中发现遗物的不共存，考古工作者错失了发现真相的机会，导致同心圆纹盘为新石器时代遗物的错误认识存在半个多世纪之久。

　　1990年，玉溪刺桐关遗址的考古发掘是个突破点，这里发现了同心圆纹盘与青铜小件工具乃至汉代陶器共存。考古工作者开始怀疑同心圆纹盘是否为新石器时代遗存。

　　2006年，在昆明西山龙门天子庙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同心圆纹盘与凸唇玉镯、铜锥、铜鱼钩和陶釜等共存，而凸唇玉镯、陶釜等是石寨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这也是在滇池盆地遗址的地层堆积中，第一次发现了同心圆纹盘与青铜时代的文化遗物共存。这样，就彻底地否定了同心圆纹盘为新石器时代遗物的判断。

　　2008年至201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国外高校合作，对滇池东南岸、南岸和西岸进行了调查，发现了近80处“滇文化”和汉文化的遗址。从遗址规模大小和出土器物来看，初步认为河泊所遗址可能是古滇国的都邑。

　　2014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石寨山古墓群为核心，将整个滇池地区六大“滇文化”分布区纳入“石寨山古墓群大遗址考古”项目中，同年，国家文物局核准了这项考古计划，并指出现阶段的重要任务就是寻找该文化的聚落遗址。当年年底，石寨山古墓群大遗址考古工作启动，主要工作方法是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分片区逐年进行考古普探，在普探的基础上进行重点勘探，最后再选择重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其核心就是寻找该文化的聚落遗存和可能存在的城址。

　　河泊所聚落群是“滇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

　　2016年，考古工作者在对河泊所片区的考古钻探中，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迹象。众多高出水面的台地和水系（古河道）相间排列，构成了河泊所堆积的主要形态，而这些台地和水系又不像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像人类有意识的行为。这些台地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堆积？仅靠考古钻探无法解答这个问题。

　　此后，考古工作者对其中的西王庙台地遗址进行发掘，发掘表明：该台地主要包括四个时期的堆积，其中最晚的是明清时期的稻田，其下为滇文化时期的村落，分布有密集的房屋基址，在滇文化之下，还有时代更早的村落的建筑基址和遗物（测年表明为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在相当于汉代时期，遗址没有发现房屋基址，但发现有分布比较密集的水井群。

　　西王庙台地的发掘揭示，这些台地正是当时人们生产和生活的主要区域，而水域则是陆地周边环绕的河流、河渠等水系。通过对滇文化时期的村落地面的计算，其海拔在1884米左右，比现今滇池湖面的海拔低3米左右，表明那个时期滇池水面没有现今宽阔。

　　到目前为止，从考古工作者所发掘的8处台地来看，有些台地与加工艺术品的作坊有关，有些与冶炼和铸造有关，还有的则可能与祭祀有关。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些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台地是具有不同功能分区的集合体，共同构成河泊所遗址群。特别是在2019年3号台地发掘中发现的“滇国相印”封泥，不仅再次证实了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对古滇国的记载，还弥补了古文献记载的不足。

　　封泥和简牍是汉代中央政府对云南有效管辖的有力证据

　　2021年3月至12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第一小学北约2000平方米的区域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大型道路、疑似大型建筑的基址和灰烬堆积、房址、水井、墓葬等441个遗迹。此次发掘出土遗物十分丰富，包括铜器、铁器、陶器、玉石器、古蚌器等器物和筒瓦、板瓦、瓦当等建筑构件，其中重要发现之一就是封泥。

　　汉武帝时期，曾在全国设十三个刺史部，四川地区为益州部，并先后分置蜀郡、犍为郡、朱提郡、越嶲郡、牂牁郡、建宁郡、永昌郡、汉中郡、广汉郡、梓潼郡、巴郡、巴西郡、巴东郡、益州郡等郡，位于今四川、贵州、云南及陕西汉中盆地。封泥作为信件的封缄，代表着此区域信件文书往来的对象。近两年，考古工作者在河泊所片区发掘出土了包括“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滇池长印”“同劳丞印”等益州郡和所辖属县的官员的封泥达500余枚，其中涉及益州郡24县中的属县18个。在汉代，大县置令，小县置长，“滇池长印”的发现说明当时滇池是益州郡下辖的一个小县，同时也可以说明滇池在汉代就有专人来进行管理。

　　除了官印之外，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些私印的封泥，如“宋虞之印”“君冯私印”等，考古工作者猜测“宋虞”“君冯”就是官员的名字。这些内容当年在《史记》《汉书》《后汉书》甚至是《华阳国志》中都未见记载，可以说这些发现填补了一个历史空白，让世人对于这段历史的认知更加全面。

　　2022年，考古工作者在2021年发掘区的东、北区域扩展发掘450平方米，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中。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在上蒜第一小学北边的发掘中发现简牍，包括竹简、木牍，其中带汉字的有800多枚，还有5000多枚无字简牍。已经认出的文字包括“滇池以亭行”“建伶长”“始元四年”等，是反映当时益州郡行政往来和司法制度的物证。

　　河泊所遗址大量简牍的发现，是我国南方继湖南“里耶秦简”发现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简牍内容丰富，与已经发现的封泥相互印证，是汉代中央在云南行使管辖权和治理权的有力证据。滇“置吏入朝”之后，古滇国既有滇王“复长其民”，又隶属于益州郡管辖，结合以往考古工作中出土的“滇王金印”及“滇国相印”封泥，西汉时期西南地区“滇王”治理和郡守长官治理两套体系均有了实物证据，让石寨山大遗址考古也取得了重大新突破。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滇王金印”的发现，是我们了解古滇国是否存在的一个契机，那么近几年的发掘则像是打开了一扇窗，为我们研究古滇国和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提供了更多、更丰富的材料。

　　当然，河泊所遗址聚落考古是一个长期的工作，目前仅仅是个开始，还有诸多的考古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是将出土的简牍保护好、研究好，未来，我们还将开展大量的田野考古工作，以便将整个河泊所遗址的外部框架搭建起来，在此基础上细化内部的勘探和发掘，增进对河泊所古城的内部格局和外部环境的完整了解，为世人展现一幅河泊所古滇国都城的美丽图景。　

　　（作者系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云南河泊所遗址考古领队）

　　本文图片均由蒋志龙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