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1235年-1280年），又译拔思发、八合思巴等，本名罗追坚赞，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藏族政治家、元代首任帝师。《大藏经补编》第16册记载：八思巴，吐蕃萨斯嘉人。自幼聪慧过人，7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国人称其为“八思巴”，藏文意为“圣者”。
八思巴画像。资料图片
八思巴的迅速成长离不开其伯父、萨迦派教主萨班的精心栽培。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北方草原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国。之后，成吉思汗的子孙在各地封王，成为治理国家各个区域的统治者。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地区坐镇的西凉王，是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的次子阔端。阔端雄才大略，他通过调查研究，不仅了解了西藏地区的基本情况，还对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有了一定认识。阔端采纳了部属的建议，决定迎请当时在西藏最具政治号召力和宗教影响力的萨迦派领袖萨班赴凉州，共商西藏归顺大计，力图以和平方式和政治手段实现蒙古汗国对西藏的统治。年迈体弱的萨班审时度势，毅然率领侄子八思巴、恰那多吉和众多萨迦寺僧侣，携带大量经卷远赴凉州，促成与阔端的会谈。1247年，阔端作为蒙古汗廷代表，萨班作为西藏地方代表，在凉州这片连接着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连接着中原农耕文明和边疆游牧文明的土地上，进行了一系列磋商谈判，并就关键问题达成共识。凉州会盟之后，萨班写了一封致西藏各地僧俗首领的信，即《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他在信中说，西藏已成为蒙古汗国属地，阔端大王已委派萨班和其他“金字使者”对西藏进行共同治理。信中还对蒙古汗国为西藏规定的各项制度，包括呈献图册、委派官员、缴纳贡赋等，都作了说明。据史料记载，“卫、藏之僧人、弟子和施主等众生阅读了此信件后，无不欢欣鼓舞”。元朝建立后，对西藏地区行使行政管理权，在这一地区设立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由宣政院直接统辖，掌管西藏各项事务。继元朝之后，历届中央政府都对西藏行使着完全主权，都把西藏划定为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年仅13岁的八思巴参与了整个会谈的过程，开拓了视野，增加了阅历。
八思巴居留凉州期间，继续跟随萨班学习佛教知识和蒙古、汉语言文字，为日后创制八思巴文打下坚实的基础。1251年，萨班在凉州幻化寺圆寂，年仅17岁的八思巴成为萨迦派的少年教主。
1253年夏天，忽必烈准备远征大理国，抵达六盘山时，派人到凉州请八思巴到六盘山相会。会晤期间，忽必烈非常赏识八思巴的博学多识和佛学造诣，八思巴则敏锐地洞察忽必烈有“思大有为于天下”的政治抱负，言谈中将佛教“护国佑民”的功用与其政治抱负结合起来，从而深深打动了忽必烈。忽必烈及其王妃、子女皆从八思巴受喜金刚灌顶，尊其为“上师”，皈依藏传佛教。
成为蒙古大汗后，忽必烈考虑到青藏高原交通不便，对政府管理、军队后勤供应以及商旅往来都造成严重影响，决定建设通往西藏的驿站。在八思巴的支持下，忽必烈主要修建了一条从青海通往西藏萨迦地区的通道。八思巴对西藏佛教界颁了法旨，要求全力配合建设。此后，从青海到萨迦的通道一共建了27个大驿站，保障了往来畅通。
1260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让其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1264年，忽必烈设置总制院（1288年改称宣政院），命八思巴“掌天下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治之”，统辖吐蕃民政和军政，集教、政大权于一身。
1265年，八思巴返回萨迦，他广泛联络各地佛教和世俗首领，在西藏地区进行户口清查，划分民户，征收赋税，设立驿站，驻军戍守，铨选官员，派官设治。八思巴按照元朝的行政体制，将西藏地区重新编组为万户，初步确立了乌思藏十三万户体制。在此基础上，他又建立起以萨迦派为核心的、受元朝支持和管辖的西藏地方政权，即通常所说的萨迦政权。八思巴结束了400年来西藏各教派互不统属的局面，向皇帝推荐西藏“本钦”（意为大官）负责西藏的行政事务等。这些措施标志着元朝廷实现对西藏的直接管辖。
八思巴心怀大局，有效地维护了西藏地区的民族团结。忽必烈为了维护八思巴在西藏的宗教领袖地位，曾经拟诏全西藏所有教派改宗为萨迦派，八思巴却极力谏止。八思巴让藏传佛教各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如此胸襟难能可贵。八思巴的这一做法保护了藏传佛教其他各派，赢得各方的尊重，维护了西藏地区团结，巩固了元朝对西藏地区的统治。
1270年，忽必烈又晋升八思巴为大元帝师，并赐帝印，开创了元代的帝师制度。元代释法洪在《敕建帝师殿碑》中说，“古之君天下者皆有师,惟其道之所存,不以类也。”这是对汉族帝王师制度的继承与创新。帝师向皇帝、皇后及太子讲经说法，祈求福寿，并广做佛事，佑国久安。帝师制度一直延续至元代末年，成为元代宗教事务管理制度的一大特色。帝师的重要作用是代替皇帝统领全国佛教与西藏地区事务。帝师制度成为元朝有效管理西藏的切实可行的制度，皇帝利用帝师的宗教地位和影响，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理。八思巴有着双重身份，他必须兼顾整个国家的统一大局和地方的安定。
1274年，八思巴在元朝太子真金率军护送下返回西藏。八思巴任萨迦法王，开始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1277年，八思巴在后藏的曲弥仁摩（今西藏日喀则县）举行盛大法会，参加法会的有当时藏传佛教各派共7万余僧众。元太子真金与会并任施主，为7万余僧众每日饭食等开支买单，且每人发给黄金1钱，每3僧发给袈裟1袭。法会时长14日，极盛一时，史称“曲弥法会”。这次法会证明元朝完全控制了西藏地区，彰显了八思巴在藏传佛教各派的领袖地位。
忽必烈希望创制一种能译写多民族文字的新字，从而实现对多语言文字并存的帝国的有效统治。八思巴依据藏文字母，参照蒙古语音，并仿照汉文方块字型加以改造，拼写组合成41个新字母，一千余音节，创立了“八思巴文”，也被称为“蒙古新字”。1269年，忽必烈下诏在全国颁行蒙古新字。后伴随元朝的消亡，八思巴文被逐渐废弃，但今天仍能在各种八思巴文钱币及其他元代文物上见到。
八思巴以帝师的身份，对汉传佛教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他把藏传佛教的部分仪轨传入汉传佛教。《佛祖历代通载》卷21有记载，八思巴作《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范》，并亲自写了序文，后被翻译为汉文，“授兹仪轨衍布中原”。在八思巴的影响下，汉传佛教逐渐从原来“重显轻密”，发展到“显密圆融、性相融会”。
八思巴以慈悲为怀，利益众生，倡导以教化为主，对忽必烈的施政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为元朝宫廷讲授佛法，也是帝师的一项重要职责，八思巴曾多次为元朝皇室成员讲授佛经，他后来给太子真金讲经的内容，被编为《彰所知论》，并被译成汉语，由元朝政府明令收入《大藏经》，在全国颁行。1276年，回到萨迦寺后，八思巴组织了大量僧众，将他多年搜集的大量梵文、汉文佛教典籍整理翻译出来，然后用金汁书写，这项浩大的工程持续了数年，最后书写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最完整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甘珠尔》共84000部，留下了一笔无价的文化财富。在文化交流方面，八思巴还把西藏的艺术带到内地，又把内地的印刷术、戏剧艺术传到西藏。
1280年，八思巴在萨迦寺圆寂，年仅46岁。忽必烈赐八思巴封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翰林学士王磐等为其撰《拔思发行状》；八思巴圆寂40年后，元仁宗下诏，在全国建造八思巴帝师殿，以此纪念这位传奇僧人。八思巴不仅是藏传佛教的一代法王和著名的宗教活动家，更是一位对巩固西藏地区与中央关系，促进汉、藏、蒙古等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祖国统一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政治家。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中国民族报》（2022年9月27日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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