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境内的剑川石钟山石窟自开凿以来，直至20世纪中叶，一直鲜为外界知晓。唐、宋、元三代，　不论是内地的历史文献，还是稗官野史、地方志乘，都不见有剑川石窟的记载。只有虔诚的佛教徒、香客、村夫野老来此朝山、进香，在石壁上留下了备受当今考古学家关注的“到此一游”之类的“涂鸦之作”。

甘露观音造像，被称为“剑川微笑”。

　　明代，始有文人学士登临剑川石窟并留下部分诗文。对剑川石窟造像较为详细的描述，始于清末民国初年赵宗瀚编纂的《石宝山小志》。1939　年，艺术史家李霖灿独自一人对剑川石窟进行考察，写成《剑川石宝山石刻考察记》一书，该书是系统考察剑川石窟的成果。自20　世纪50年代开始，剑川石窟日渐受到关注。半个多世纪以来，相关的调查、研究、保护工作取得了重要成就。

一

　　剑川石窟分石钟寺、狮子关、沙登箐三片区，共17窟，233躯造像。石窟内有南诏国天启十一年（850年）的造像题记，可知它开凿的历史已超过1000年。历史上石钟山是南诏大理国故地，位于“南方丝绸之路”和“滇藏茶马古道”交汇处，中原文化、藏族文化以及印度、东南亚、西亚文化在此交汇。阿叱力教派是佛教密宗的一支，大约在唐朝之际传入今云南大理地区，元、明之后逐步衰落。剑川石窟造像的主题包括阿叱力教派的佛、菩萨、天王、力士、护法等。其中，南诏大理国　“王者”、阿央白、阿嵯耶观音、明王等造像，特色突出。

　　阿叱力教派信仰体系中，观音信仰最为突出。白族语“石钟山”即为观音山之义。剑川石窟中的观音诸相造像，特别是男性观音造像表现出大理地区的观音信仰特色。“梵僧”观音是南诏大理国时期最早出现的观音造像，“梵僧”即古代印度的僧人。南诏时期，印度僧人进入洱海地区，传播佛教。他们自称为佛的弟子，是观音的化身。他们传教的故事被广为传颂，他们的形象也成为大理地区最早出现的观音形象。“梵僧”观音造像保留了古印度男子的特征，四次出现在剑川石窟中。

　　一尊“梵僧”观音造像在石钟山第10号窟，这是一处凌空石壁上的摩崖造像。僧人身形伟岸，头后圆光，身披袈裟，袈裟线条流畅自然。僧人左手持净瓶于胸，足蹬短筒翘尖靴，左足旁有一条脖子上系着铃铛的小狗，正回头看着主人。这尊灵动的造像正是取材于大理地区观音伏罗刹的传说，大理百姓为纪念这一传说还创设了“一街赶千年，千年赶一街”的三月街民族节，古称“观音会”。

梵僧观音造像，位于第10号石窟。

　　剑川石窟中另一类男性观音被称为“阿嵯耶观音”，此造像出现于沙登箐区的2号窟、石钟寺区5号窟。阿嵯耶观音是阿叱力教派的主要神祇，也是南诏大理国时期典型的男性观音造像，因其独特的民族与地域特色，被称“云南观音”“大理观音”。剑川石窟中的男性观音诸相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历史图卷《南诏图传》与《张胜温绘梵像卷》主要描绘的对象，在四川昭觉县博什瓦黑石刻、昆明安宁法华寺石窟、云南各地传世佛教文物中也屡屡出现。现今白族民间供奉的观音造像也有不少是“梵僧”和“阿嵯耶”观音。

　　剑川石窟有三窟“王者造像”，“阁罗凤出巡图”“异牟寻坐朝图”与“全家福”。这三窟“王者”造像除“全家福”有造像题记之外，其余二窟虽有题榜，但墨书造像题记已被完全浸漫。所谓　“阁罗凤出巡图”“异牟寻坐朝图”之说，是由当地民间口耳相传下来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从事石窟研究的学者根据民间传说，确定了此二窟的名号。

　　“全家福”窟雕刻的是南诏第一代王细奴逻和王妃、王子、公主及男女侍从的造像。只见国王、王妃分坐左右，面容和蔼，王子、公主分列其间，神态活泼。整个造像生活气息浓郁，活脱脱一张现代像馆的“全家福”。除了开国的细奴逻，南诏另外两位重要的国王——阁罗凤、异牟寻也在石窟里留下风采。阁罗凤在位时是南诏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阁罗凤出巡图”窟展示了出巡时的宏大场面。阁罗凤身着宽袖长袍，头戴圆形尖顶珠冠，珠冠也称“头囊”，是南诏特有的一种王冠。“头囊”上的珠纹样式繁复多变，雕刻工艺精湛。阁罗凤身后的侍从和武士宽额大鼻，阔脸厚唇；有的单耳戴环，有的双耳戴环，有的头插羽饰，有的身披兽皮，其人物造型和服饰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为什么王者的造像会再三出现于剑川石窟之中？南诏中期开始王室成员均皈依佛法，大理国　22　位国王中，有10人避位为僧。大理国自王室至民间，均虔信佛教。《张胜温绘梵像卷》内有“利贞皇帝礼佛图”，描绘的是大理国利贞皇帝率王室及百官礼佛的场面。张胜温在造像题记中说，他是奉命“貌诸圣容，以利苍生”“愿国用家兴，身安富有”。说明当时的帝王既是虔诚的“礼佛者”，又是护持佛法的“国王护法”。南诏大理国的国王常被描绘或刻画于佛教题材的绘画与石刻之中，有关“王者”礼佛护法的文字记载则更加丰富。

二

　　“异牟寻坐朝图”窟表现的是国王异牟寻与朝臣们议论国事的政治生活场面。异牟寻面目端正慈祥，靠窟门左右两侧而坐的是南诏的“清平官”（相当于同时期唐代的宰相）。左外侧袖手而坐，戴幞头高冠的是异牟寻的老师郑回。郑回原是四川西泸（今四川西昌）县令，在南诏与唐王朝战争中被俘，阁罗凤欣赏其博学和才干，将他任命为王子、王孙们的老师，异牟寻继位之后，郑回成为“清平官”。

右上：异牟寻坐朝图。　左下：阁罗凤出巡图。

　　唐开元二十三年（738年），南诏在唐朝支持下统一了云南，南诏王皮罗阁被唐朝册封为“云南王”并赐名“归义”。“天宝之战”以后，南诏与唐朝不通使问30余年。唐德宗贞元初年，唐王朝与南诏重启接触、交流与对话，在此背景下，发生了“苍山会盟”与“贞元册南诏”。异牟寻带领王子及部属与唐朝的特使进行盟誓。“云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巡官崔佐时谨诣玷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苍山会盟之后，唐王朝对南诏册封。“云南王异牟寻遣其弟凑罗楝献地图、土贡及吐蕃所给金印，请复号南诏。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史’，赐银窠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滋至其国，异牟寻北面跪受册印，稽首再拜。”祠部郎中袁滋由长安、经西川入云南，途经石门关，留下了“贞元册南诏”石刻。此石刻文字今天仍然完好地保存在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豆沙关（石门关）的石壁上。在郑回的劝勉下，异牟寻通过“苍山会盟”“贞元册封”重新归附唐王朝，恢复了南诏与唐朝断绝40多年的友好交往。内地先进的文化和技术纷纷进入大理地区，促使南诏成为“人知礼乐、本唐风化”的礼乐之邦。

三

　　剑川石窟所在地沙溪古镇，至今仍保留了茶马古道上最早的“四方街”，四方街广场周围，有滇西名寺兴教寺和被列为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的古戏台。南诏大理国以来佛教盛行的大背景下，交通便利、经济发展的沙溪地区，剑川石窟应运兴起。生活在石窟周边的白族，他们的民间信仰与石窟之间仍保留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剑川石窟不仅是“过去的”，亦是“现在的”。

　　当地信众对石窟的崇拜和信仰活动由南诏大理国时期一直流传至今。我国许多佛教石窟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相关的信仰群体消失得无影无踪，剑川石窟则不然。剑川石窟最早的造像题记记载了造像功德主来自“沙退”村，“沙退”就是今天的沙溪古镇。剑川石窟的基本信仰群体一代代延续下来，大理白族的信仰民俗，诸如朝山、拜观音、崇拜帝王等，都来自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教信仰传统和石窟崇拜。

　　（作者系大理大学特聘教授，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本文图片由吴艳拍摄。）

《中国民族报》（2022年9月27日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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