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大殿弥勒佛主尊的基座后方墨书题记“唐大中雁门张师改”。

　　日前，由山西省文物局、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推出的“无界之境——佛光寺建筑、彩塑、壁画数字化成果展”作为“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阶段性成果展”的特色展在线上举行，其以数字化展陈的方式，向公众全面展现佛光寺这座千年古建筑的魅力。

佛光寺三维点云图。

　　以数字化展陈方式展现佛光寺魅力

　　从2019年至2020年，在山西省文物局的支持下，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工作组，对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豆村镇的佛光寺寺域范围内的文物进行全面、科学、系统的数字化信息采集和调查记录。本次展览即是对这项工作过程、方法、技术、成果的集中呈现。

　　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程书林表示，佛光寺作为现存规模最大、结构原真、年代最早的唐代殿堂式木构建筑，是中国古建筑的瑰宝，一直是文物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文物数字化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佛光寺通过数字化工作实现文物从物质形态向数字形态转化，使其档案可永久保存、可重复再现、可持续利用，将宝贵的文化遗产代代传承下去。

　　展览共分4个单元，第一单元“佛光乍现”，回顾了1937年六七月间，梁思成、林徽因带领的中国营造学社调查团队发现佛光寺的艰辛过程。第二单元“再探佛光”，讲述数字工作组对佛光寺实施数字化考古调查的方法和过程。第三单元“佛光永驻”，展示佛光寺数字化成果。第四单元“佛光普照”，体现在数字时代文物工作者对文化遗产共享的理想。正是得益于数字化工作，佛光寺这座中国古建筑的瑰宝才能原真呈现，走出山西，走向世界。

　　1937年，卢沟桥事变5日以后，游山西忻州市台怀镇诸寺后辗转至代县工作的梁思成一行，始闻战事。他们随即中止调查，返回北平。1944年，誓不做亡国奴的梁思成夫妇和家人，颠沛流离至四川李庄。贫病交加中，梁思成在扬子江畔的一处农舍挥笔写就《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分两期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此时距发现唐代建筑佛光寺已7年，梁思成最担心的是，战火中佛光寺随时会倾覆。

　　2019年7月7日，在梁思成一行离开佛光寺82周年纪念日，带着最先进的设备，心怀为佛光寺建立全面档案的使命，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大学组成的联合团队进入佛光寺，对佛光寺实施数字化考古调查，探寻佛光寺的未竟之界。

　　联合团队为佛光寺寺域内外，目光所及从整体到细部的所有遗存——建筑、彩塑、壁画、经幢、碑刻、法钟、铺地乃至残石，建立可永久保存和可持续全面呈现的详实数字档案。至此，佛光寺文物实现了从物质形态向数字形态的系统转化。

　　“佛像之林”

　　1937年，梁思成一行发现东大殿北次间大梁上所刻“女弟子宁公遇”和大殿台阶前经幢所刻“唐大中十一年”“佛殿主宁公遇”，“佛殿主”的名字既书于梁、又刻于幢，那么经幢的建造应与大殿为同时。梁思成认为，即便不是同年兴工，经幢的建立也是在大殿完工之时。因此，佛光寺东大殿为中国唐晚期木构建筑，即得以实证。这一年，佛光寺1080岁。

　　1937年，林徽因在佛光寺留下一张照片：她正仰望一尊胁侍菩萨像。林徽因的个头，大约在菩萨像的膝盖以上。她背后的一尊主佛，是双腿垂坐的弥勒像，左右足下各有莲花一朵。梁思成说双膝并垂“为唐代最盛行的姿势，而宋后所罕见者，故最堪注意”。弥勒佛像垂下来的两条腿成为相当突出的体量，占据了比较低的地方，也就是人们正常瞻仰佛像的位置。佛坛上每一间7尊像是一个整体，主尊是其中的主导因素；这一间弥勒佛像的下半佛座和垂足的部位有了这样的处理，那么两侧的胁侍菩萨像也作出与右边两间明显不同的调整，来配合空间上错落有致的布局。怪不得梁思成赞叹东大殿“魁伟整饬”——仅凭这一处细节，足可见佛坛上这一座佛像的“森林”，是古人精巧设计、创作的结果，不是“种着树”就长起来的“林子”。

联合团队工作人员在佛光寺进行数字化采集。

　　2019年8月，浙江大学文物数字化团队开始对佛光寺佛像进行数字化采集。这项工作的专业说法称“基于多视角的三维重建技术”，简单讲，就是从各个角度为塑像拍摄成百上千张高清照片；后期利用这些影像数据，建立佛像的三维色彩模型。对林徽因照片中的东大殿北次间佛坛区域的主佛弥勒佛进行数字化采集的工程师汪斌介绍，佛坛上三尊主佛中，这一尊体量是最大的；他拍了1000多张照片，比另外两尊主佛大约要多拍200张。

　　“无界之境——佛光寺建筑、彩塑、壁画数字化成果展”上，“佛像之林”完整地呈现在观众眼前：浙江大学文物数字化团队的工程师们，使用20552张、共158GB的图像数据，计算得到东大殿佛坛三维模型后，输出了一张佛坛彩塑的正射影像图，色彩还原度达到97%。

　　两位近两米高的“菩萨”，被请到展厅门口——这是两尊高保真的3D打印佛像。在佛光寺的佛坛上，它们是东大殿佛坛中间的释迦牟尼佛两侧的供养菩萨。有学者曾经解读说，佛坛上三尊主佛像最重要，可是也由于非常庄严，泥塑工匠们可发挥的空间不大；旁边的胁侍菩萨，因为有女性气质，反而可以做得很好；而再外头的供养菩萨，由于体格更小一些，细节动作都可以生动地表现出来。

　　有观众被一尊菩萨的穿搭吸引，问浙江大学文物数字化团队的李志荣教授：“菩萨的披帛系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感觉很时尚。”李志荣说，这位供养菩萨系的是一个“田字结”，“在今天，人们也称作‘爱马仕结’，这是打丝巾的一种经典结扣。”

　　新发现唐代题记

　　2019年9月，东大殿佛坛的数据采集工作进入尾声。在完成佛坛彩塑的整体数据采集后，还剩一道局部图版拍摄的工序——补充采集细微角落的图像信息。其中有一个位置，就是东大殿的弥勒佛主尊的基座后方，工程师需要在那里采集基座残留的壁画信息。在基座后侧和佛坛背板之间极其狭窄的空间，最多能进去一个人，还得是个瘦子。当时钻进去的是工程师汪斌，他在打光时发现基座后侧内部的横枋上似乎有墨书题记。他把相机伸进去，用机顶灯引闪，拍下了肉眼不容易看到的墨迹——“唐大中雁门张师改”。联合团队中几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的宋阳、杨晓芳，连夜查找梁思成关于东大殿墨书题记的记录，以及历来的相关研究文献，他们初步判断：这处题记从未被记载过！

　　浙江大学的学者后期通过数字化的材料进行研究，确认了这一处唐代墨书题记。这位张师改，可能就是佛坛彩塑工程的一位工匠；雁门，正是山西北部著名的雁门关（现在的代县）。隐藏1000多年的题记，论证了梁思成他们对佛光寺东大殿的断代结果。

　　“飞起来”的佛光寺

　　浙江大学文物数字化团队进场后，首先要安置数据处理设备。当时，为了保证工作室每天都能处理大约60GB的数据，三套图形处理工作站（高配置电脑）被陆续运上五台山。而安放这些高科技设备的工作室里，迎面的墙壁上贴着一大张《敦煌壁画五台山图·大佛光之寺》（复制品）。这张图源自敦煌莫高窟第61窟北壁的壁画《五台山图》，创作于五代十国时期，正是当年梁思成一行“按图索骥”找到佛光寺的重要资料。也正是从这间工作室开始，佛光寺的数字化数据在一点点地生成。2019年、2020年两个夏天田野工作季里，浙江大学文物数字化团队共采集原始数据约9.5TB（太比特），项目总数据约11TB。

　　11TB是一个什么概念？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的副教授刁常宇作了一个计算——如果用0.5毫米直径的圆珠笔尖比作每一个比特代表的数据点，那么11TB的数据加起来，可以覆盖25平方公里的一大块土地。

以16∶4比例浮雕式打印的东大殿佛坛。

　　现场调查的工作结束后，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文物数字化团队的办公室里，10台256G内存的工作站联手，没日没夜地计算了半年，突破三维数字化进行木构建筑模型算法的极限，完成了高精度建筑模型和高保真文物模型的建立。

　　线上展厅里，一座元宇宙里的佛光寺，正在天上“飞起来”。观众能够清楚地看到佛光寺东大殿殿堂内外以及彩塑、壁画、墨书的数字化模型。

　　距离梁思成带领营造学社成员争分夺秒地探索中国地面古建筑遗存，已经过去80多年，联合团队千方百计把数字化技术用到极致，不辜负古人匠心，与时间赛跑，对文物负责，记录和再现了佛光寺文物的至形至色。

　　（本文图片由浙江大学文物数字化团队提供）

《中国民族报》（2021年12月21日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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