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向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坚持可持续发展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亚太地区应该勇担时代责任，发挥引领作用，坚定朝着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目标迈进。

　　人类的早期文明，分别由亚洲三个原创性的“两河”文明所代表：由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发展出的古代西亚文明、由印度河-恒河发展出的印度文明、由黄河-长江发展出的中华文明。在这三个文明体中，又发展出三个主要宗教系统：以西亚两河流域的文明为基质，发展出亚伯拉罕宗教（以希伯来《圣经》为源头的犹太教、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以南亚印度文明为基质发展出印度教和佛教；以东亚中华文明为基质发展出儒教、道教和中国化的佛教等。

　　与欧洲文明所走过的道路不同，亚太文明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文明体系，也没有某一个宗教或文明在其中扮演着绝对主导的角色。随着贸易路线在亚洲的广泛开通，丝绸之路、瓷器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路将亚洲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些贯通欧亚大陆的商贸路线，将东亚、西亚和南亚这三个文明连接在一起。近代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演进，亚洲的东部地区更跨越广阔的太平洋，与大洋洲、美洲紧密联结，文明间互鉴通和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亚太命运共同体多元而联结的文明格局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亚洲各大宗教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彼此交流融通，形成独特的多元宗教“互鉴通和”的亚太文明格局。

　　地处欧亚大陆东部，以海陆“丝绸之路”为交流通道，中华文明既反映出亚太文明多样而又融通的特质，又因其博大体量和自成一体的悠远文明系统，而成为亚太多元文明和宗教之间进行互鉴通和的策源地、汇聚处和推动者。说它是“策源地”，因为在黄河长江流域发展的文明本身具有多元性，在儒道互动中，中华文明的多元性被整合为一体。说它是“汇聚处”，因为亚太文明的各个代表如亚伯拉罕宗教中的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和源于印度的佛教，以及来自亚太地区的各种宗教都进入中国，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说它是“推动者”，因为以中华文明为土壤而形成的宗教和文明间互鉴通和的模式，始终在推动着亚太多元而又融通的文明整体格局的形成。

　　“互鉴通和”，是指共处于一个区域的多元文明，为了建设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而互敬、互学、互惠和互通的关系模式。

　　互鉴的第一个含义是“互敬”。在汉语中，“鉴谓之镜”（《广雅》），取自古人以镜照形的生活场景。简单地说，“鉴”就是以对方为镜，把他人视为镜子中的“另一个我”，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它要求各种宗教或文明尊重对话伙伴的个殊性，承认它们具有各自独特的尊严，具有平等的价值。不把对方视为手段，而是把对方视为如自己一样的目的性主体。

　　互鉴的第二个含义是“互学”。在如同照镜子一样的互视中，看到对方的优点，加以学习，以丰富自己。在文明的对话中，人们勇于走出文明的边界，进行跨越边界的深度互学。通过以对方为镜，看到自己的缺点，或意识到自己曾经遗忘或错误地遮蔽了的优点。在互鉴中，各种宗教保持一种学习的开放性。通过看见对方，反思、发现并重构更好的自己，从而真正实现自身传统的复兴。

　　互鉴的第三个含义是“互惠”。各宗教或文明在看待对方时，都把对方视为一种祝福，在彼此的施与受中，促进双方的成长。

　　互鉴互学是多元文明与宗教间的必经之途，但它应朝向一个更高的目标：互通，即在保持文明或宗教个殊性的同时，共同致力于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这就是“通和”。“往来不穷谓之通”（《易经·系辞》），文明之间的不断交流就是“通”。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只有不断地互学互通，文明之间才能没有阻碍，才能避免冲突。由通而“和”，这里的“和”不是要消除文明或宗教的个殊性，恰恰相反，“和”是对文明或宗教之间差异的接纳和欣赏。正如《国语》所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更进一步，通过对话与交流，深切理解彼此的差异之所在，并在差异中彼此学习、共同成长。在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内部，只有存在着丰富的差异性，才能彼此成全，并在由通而和的过程中，促进命运共同体的成长与完善。就此而言，多元宗教与文明之间的互鉴通和是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经之途。

　　从历史来看，循着连通西亚两河文明、南亚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丝绸之路，源于各地的宗教在互鉴通和中形成了多彩而又相融的亚太宗教文明。以基督宗教来说，其发源于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巴勒斯坦地区，通过将《旧约》与《新约》整合为其经典，实现了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继承与发展。从其根源来说，基督宗教是一种亚洲宗教。从其现实发展来看，早期基督宗教“一花开三叶”，分别进入欧洲、非洲和亚洲发展。沿着丝绸之路，基督宗教往东进入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发展。在基督宗教东传的过程中，与亚洲文明尊崇莲花的习俗相结合，将十字架置于莲花之上，以表圣洁。公元7世纪，基督宗教进入中华文明，即景教。景教借助中华文明的概念、术语来阐述基督宗教教义，形成中华基督宗教的第一批神学文献。莲花十字作为亚洲基督宗教的典型象征，近来在扬州、泉州等地都有发现。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亚洲，在印度、中国建立天主教会。与亚洲宗教和文明的相遇，促使罗马天主教认真思考普世教会与本土传统之间的关系。1659年，天主教传信部发布文件，表明“不得把改变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习俗等作为使命。还有什么比把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或其他欧洲国家的做法移植到中国更愚蠢的事情呢？……不要轻视或破坏任何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由此，天主教在亚太地区尊重当地民族文化，本地化程度加深。加上近代基督新教在亚太地区的传播和深度的本地化努力，基督宗教在亚太各国如菲律宾、韩国、越南等地都已扎根，成为今天亚太命运共同体中的主要宗教之一。

　　佛教源于印度，在与中华文明进行深度的互鉴通和后，成为对亚太地区产生广泛影响的宗教。沿着丝绸之路，佛教进入中国，开始其深度而全面的中国化历程。在政教关系上，佛教接受中国自秦汉以来流传下来的大一统政治传统，沙门也须礼敬王者。在僧团制度上，中国佛教建立农禅并重的体制，“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在人伦秩序上，中国佛教接受儒家在世俗领域的伦理观，“事君事亲，也能成佛”。尤其在佛学思想上，一方面与儒学的心性观相结合，主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另一方面又与道家的修行理论相适应，强调不立文字、得意忘言的顿悟学说，“挑柴担水，无非妙道”的日常修行观。佛教与道家之间的互鉴通和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有人甚至认为“庄子的真正继承人是唐朝的禅师”。印度佛教在中国转化为中国佛教后，又进一步在东亚传播开来，传播到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等亚太地区。东亚佛教成为亚太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文明因素。

　　伊斯兰教起源于阿拉伯半岛，但它在亚太地区的传播同样在互鉴通和中完成。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经过漫长的对中华文明的适应和了解，进入16世纪之后，伊斯兰教与中华文明的互鉴通和进入快车道。中国伊斯兰教著名经师胡登洲开创经堂教育，将儒家的私塾与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教育相结合，用汉语和儒家学说来表达、解释和发展伊斯兰教思想，真正进入深层次的“伊儒会通”。在对儒家与伊斯兰信仰进行互鉴之后，中国的伊斯兰教知识分子认为，儒家的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以及八条目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至正大中”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秩序，故此“儒者之道所以不易也”。但是，按照他们对于儒家的理解，认为儒家在“始之所以来，终之所以往，造化原本，生死关头”等问题上，却一言不发。故此，他们认为，需要在这两个宗教或文明体系之间加以通和，也就是说，用伊斯兰教对于天人关系、生前死后问题的阐述，来补足儒家。秉持这样的基本思路，他们一方面对伊斯兰信仰体系作了中国化的表达，另一方面又强调伊斯兰信仰可为中华文明作出贡献。伊斯兰教在亚太各地如印度尼西亚等地的传播与发展，多多少少都经历了类似的本地化过程。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所强调，“中国一直积极融入亚太区域合作，始终是亚太开放合作的推动者”。在深层次的文明交融中，中华文明秉持“互鉴通和”的文明对话精神，拥抱了世界文明、接纳了世界各大宗教。今日中国宗教，无论是本土的，还是经历了本地化历程的，也当以互鉴通和的平等、开放姿态，推动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宗教研究院院长）

《中国民族报》（2021年11月23日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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