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一个开放体系，处在不断的生成和发展之中。儒、释、道三教最后形成“体上会通、用上合流”的会通共生关系格局，是世界文明史上交流互鉴的典范，对当前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嵩山少林寺《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嵩山少林寺供图

　　儒、释、道三家，形塑中国宗教文化的基本品格

　　两汉之际传入的佛教，在其随后的中国化过程中，与儒家、道教等本土的文化传统交涉互动，改变中国宗教的生态分布，自此而有儒、释、道三家的相互影响、交流交融，但始终又以儒家为其主导。儒、释、道三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互动式影响关系”使三教彼此融为一体。

　　在三教之间，儒家起着主导作用，形成“一主两从”的关系格局。进入明清社会，“三教一致”成为包括民间宗教信仰在内的不同宗教共同的思想主张。三教关系诚如任继愈先生所言，是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上的“头等大事”；三教合流，是历史上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最后归宿。这个融合过程，在南北朝渐露端倪，从中唐到北宋大致成型，到了明清时期，蔚然已成社会主流思想。

　　在儒、释、道三教关系里，儒家的思想观念起着主导作用，儒家思想支配着中国人的伦理观念，而佛、道等宗教则对儒家的道德给予超自然的支持。

　　汉武帝所提倡的儒学，是一种宗教性的儒教，是儒、墨、方士的掺合物，以董仲舒为其哲学上的代表。后来，东汉章帝召集大儒召开“白虎观”会议，汇成现在的《白虎通义》，把被汉儒改造的儒家思想定格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宗教化的儒家从此在中国社会发挥宗教的功能，以其特有的“礼乐”制度规范各种人伦秩序。特别是以“祭天祀祖”为主要内容的儒家祭礼，使儒家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

　　但是，儒学的宗教化并未就此完成。宋明理学以“三纲”“五常”为中心，吸收佛、道教的宗教思想和修养方法，提倡“存天理，去人欲”，进一步推动儒学的宗教化，把《四书》《五经》奉为儒家的根本经典，祭天、祭孔、祭祖成为规定的仪式，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孔庙祭孔，甚至在道教宫观里有时也会供奉孔子、朱熹的牌位。

　　明末清初，儒学宗教化还在民间继续深化。降至近代晚清民初，康有为主张建立“孔教会”，企图以“宗教”的名义，重整儒学的思想资源。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与佛、道两教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的政教关系。中国传统的政教关系，历来就是“若即若离”，儒家在中国社会兼具行政管理与道德教化的双重功能，但它并没有因此取消以佛、道教为代表的宗教信仰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

　　隋唐时期，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吸纳一大批中国的知识精英，他们或习梵语翻译佛典，或精研佛理创宗立说，像天台宗创始人智顗（538-598年）、唯识宗创始人玄奘（600-664年）、禅宗六祖慧能（638-713年）等，都是代表时代精神高峰的思想巨子。

　　中国人的许多观念或理想，譬如消灾祈福等，都与道家、道教紧密相关。鲁迅有句广为引用的名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虽然这未必就是肯定道教在中国社会的积极作用，但却揭示了道教之于国民性的深刻关系。

　　中国人的宗教生活同时接受儒家、佛教与道教，乃至各种民间宗教的影响。儒、释、道三教各有擅长的领域，普通的中国人各取所需，以自己的方式去选取所需的内容，进行自由组合。在儒家统治者眼里，三教的和谐共存，是以功能性的社会分工为基本形式。南宋孝宗皇帝说，“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这一论断成为后世讨论三教何以共存的基本方案，也是很多中国人协调三教关系的首选方案。

　　儒家的主要功能是“治世”，它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意识形态，确立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仪规范与典章制度。道教的功能主要是“治身”，长生不老的神仙生活是许多中国人的梦想。而佛教的功能主要是“治心”，修禅念佛，了脱生死。其在心性修养方面的丰厚思想资源，特别是禅宗的“明心见性”、华严宗的“理事无碍”、天台宗的“止观双修”等，成了宋明儒学发展的重要思想源头。

　　这种“治世治身治心”的社会分工，是以儒家为轴心的三教关系格局。儒、释、道三教的精英阶层以及民间社会的普通信众，其实还有不同的三教分工模式，佛、道两教的功能亦不仅局限于“治心”与“治身”，三教之间尚有绵延不绝的对话实践。明清以后，佛教徒大多主张三教“同归”，劝人为善；道教徒则说三教“同源”，道一教三。中国人日常的宗教生活经常处在儒、释、道三教的“差序格局”里。

　　儒、释、道三教相辅相成，殊途同归

　　从中唐开始，特别是明清以来，儒、释、道三教相辅相成，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他们的崇拜对象综合了孔门圣贤、佛门菩萨与道教神仙，以此构筑他们日常生活的意义空间。

　　三教合流，并没有消除儒、释、道自身的特点，彼此相似的对话策略，保留了各自的主体性，体上会通，用上合流，体现了中国社会协调不同宗教关系的智慧。

　　竖立在嵩山少林寺钟鼓楼前的《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从左、中、右三个方向，可分别看见孔子、释迦牟尼、老子像，体现“三圣合体”，碑上还有“佛教见性、道教保命、儒教明伦”“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等赞语。该碑立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对“三教合流”思想的大力推崇。

　　三教分别治世、治身与治心的说法，反映了儒、释、道在中国社会的定位与分工，以及它们在生活世界的对话与合作。儒学是治理国家的意识形态，佛、道两教只有在辅助推行儒家伦理的前提下，才能建立三教的和谐关系，否则就会受到儒家统治者的清理与整顿。佛教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有行孝、辅助礼法的作用，完全支持儒家伦理。道教在这方面的表现毫不逊色于佛教，道教经典积极宣扬“忠君孝亲”思想，把道家“尊道贵德”这种哲学上的“道德”，改转为社会伦理中的道德实践。

　　“三治”的说法，让儒、释、道在功能上成为一个整体，但“三教一体”并不是指三教存在统一的本体。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往往主张“宗孔归儒”，更是在功能层面强调三教合流，以入世为主导思想。

　　从古至今，中国的民间宗教信仰几乎没有提倡出世出家的流派。儒、释、道三教的“用上合流”，是一种生活化的宗教对话，是中国宗教重视人伦日用、以人为本的特色。把超越的宗教目标落实到现实生活，形成以“修身”为根本的信仰方式，这是人文宗教实现社会教化功能的主要途径，也是当前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宝贵历史经验。

　　体上会通、用上合流，这是对中国历史上“三教合流”宗教现象的经验总结，是以人文主义占主导的宗教体系的特色，契合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个根本理念：殊途同归。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引用“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认同“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合理性。三教合流，亦以“殊途同归”这种理念，引导和谐的社会秩序，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

　　首先，三教同归的结合点是“劝善”，以各自劝善的方式开展社会教化，谋求彼此的“相资互用”。这也是中国社会处理不同宗教关系的传统方式，是中国社会对待外来宗教、外来文化的开放心态和交流模式。中国人在理解宗教的社会功能时，大多坚信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教义可以有不同，却都应该有益于世道人心。其次，主张三教平等，儒、释、道各有自己的圣贤，都可以在自己的范围内达到最高的境界。因此，理解中国的宗教，必须把握“劝善”与“平等”这两个要点。脱离了这两点，外来宗教或新兴宗教信仰就难以在中国社会立足。中国宗教史上不仅有儒、释、道三教，唐代还有“三夷教”——摩尼教、祆教与景教，在其传播过程中也未与中国的本土宗教发生严重冲突，这与西方历史上不同宗教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形成鲜明对比。而且，明代中期以后大量出现的民间宗教，其实都是三教互动的产物。

　　因此，以“相资互用”的模式，坚持“体上会通，用上合流”，形成“会通共生”的关系格局，是中国文化历久弥新的更新机制。总结其历史经验，对处理当今世界复杂的宗教问题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

《中国民族报》（2023年2月21日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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