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济南玉皇宫清明超度法会。 玉皇宫供图

安徽合肥西庐寺2020年“清明祭祖超度报恩法会”。 西庐寺供图

　　春分时节，地气回暖，草木复苏。春分之后十五日，就是清明节。按我国传统，在这段时间里，尤其以清明节为高潮，扫墓祭祖。

　　清明原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所谓“物至此时，皆以洁齐而清明”，标志着自然物候变化、时令变迁，是方便农耕社会安排生产的时间节点，“清明播谷，小满栽秧”“清明前好种棉，清明后好种豆”。但是，后世的清明却并非简单的节气，而是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重要节日。清明节的文化内涵，跟另外两个历史上的节日有关。

　　古代原有上巳节，一般为农历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巳日，魏晋时固定为三月初三。在这一天，人们要在流水边举行“招魂继魄、祓除不祥”的祭祀活动，以香薰草药沐浴，洗去严寒冬日里积攒的泥垢和秽气，驱邪祛瘟。魏晋时，上巳节又增添了许多娱乐内容，人们在水边举办宴饮，踏青游乐，曲水流觞，王羲之笔下那场著名的兰亭修禊，描写的正是上巳节。到了唐代，上巳节成了国家三大节日之一。这一天，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平民，都要到水边行祓禊之礼，杜甫《丽人行》中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描述的正是上巳节的盛况。但是宋朝之后，上巳节渐衰，并入了渐盛的清明节。

　　另外一个并入清明节的节日是寒食节，寒食节是冬至之后的一百零五天，节内禁止生火，只吃冷食。寒食节起源于古代“改火”的习俗，火是古人生活中重要的工具，人们取暖、照明、做饭都离不开它，要保持昼夜不灭。然而火又很危险，常常制造灾难，因此在使用火时有各种禁忌，有各种祭献和禳解仪式，改火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古人的火种普遍是一年一改，在寒食节时把过去一年所用的旧火种扑灭，改用新火种。汉代之后，这一生活习俗被添入传说的内容，寒食节逐渐与介子推的故事联系，成了纪念介子推的节日。到了唐代，寒食节的仪式中增加了墓祭，在家的后人要到先人的坟茔上祭扫，在外的游子则举家到水滨拜祭，正是“远人无坟水头祭”。到了后世，改火仪式渐渐不行，但是寒食和墓祭两项却保存下来。

　　春分是中分春天之意，就是农历二月半，十五天之后的清明也一般是在三月暮春之初。而上巳节在三月初三，寒食节则在清明前两日，三个节日非常接近，在唐宋之际界限渐消，自然地合为一节，上巳节和寒食节及其风俗意象一并融入清明节中，尤其是寒食节的墓祭，成为清明节最重要的内容。

　　我国古代本无墓祭之礼，所谓“古不墓祭”“三代以上本无墓祭”，这个风气起于何时，已经无法考证。但是秦汉之时，帝王陵墓已经有了墓祭之礼。到了唐时，上至皇室，下至民间，墓祭蔚然成风。唐开元二十二年朝廷有敕：“寒食上墓，礼经无闻，近代相传，浸以成习。”敕书中的《礼经》，就是儒家经典《仪礼》，《仪礼》中记载士祭先人于庙、普通老百姓祭于寝的传统祭礼。但是在现实中，汉代的墓祭礼俗就已经非常普遍，因此虽然墓祭不出于经典，但还是被官方接纳，唐朝时规定：“士庶既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用扫礼于茔南。”唐代规定，只有到了一定品级的官员才能建庙祭祖，所以普通的士人和庶民一样，通常也只能或祭于寝或祭于墓，官方的敕令将秦汉以来流行的墓祭，提升为正式的祭礼。

　　到了宋代，朝廷祭奠祖先的祭礼，开始采用道、佛二教的仪式。《宋史》记载当时规定：“凡帝后忌辰，用道、释作法事。”到了明清两朝，道教和佛教仪式成为清明祭的主要形式。清明节时，道教要在各地举办超度道场，设立青玄济度坛或寒林坛，道长们在坛中设立亡者灵位，举行摄召、安灵、发城隍牒、救苦疏、施食、上表等法事，以超度亡灵。佛教各寺院通常也在清明期间举办无遮超度法会，将功德回向亡者，以超度他们，这些功德还包括为亡者受戒、供僧、点灯、放生、布施等。道教、佛教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结合得更为紧密，因此民间的清明节活动主要也是以两教的各种宗教仪式来体现的。明清时，每到清明节，从京师到地方的城隍庙里，都要举行大型的“三巡会”祭礼活动，主要包括祭厉坛、城隍出巡等仪式活动。这些宗教仪式活动规模很大、热闹非凡，伴随着各种表演和游行，使清明节成为大众参与的共同节日，一直影响到新中国成立前。

　　清明节祭礼的核心意义是孝的伦理。孝是中国文化中最基本、最普遍的伦理原则，上则王者以孝治天下，下则庶民以孝事亲立身。表达“孝”的途径很多，祭就是“追养继孝”，是养和孝向死亡之后的进一步延伸，所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周礼》中记载：“以吉礼祀邦国之鬼、神、祇”，吉礼就是祭礼，祭礼的祭祀对象有三种：人鬼、天神、地祇。天神称祀，最重要的是昊天上帝，还包括日月星辰和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地祇称祭，包括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人鬼称享，主要是祖先，后来也包括先圣、先师、先贤。在这些对象中，天神和地祇都只有特定的人物能够祭祀，如天子祭昊天上帝、皇地祇，诸侯祭自己封国境内的山川，而只有人鬼，是每个阶层都能参与的祭祀。正如朱子所说：“盖人之生，无不本乎祖者，故报本返始之心，凡有血气者之所不能无也。”每个人皆有自己所出的祖先，因此每个人都能、都需祭祀自己的祖先，所以祭祀祖先成为最为普遍的祭礼，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皆行此礼。祭礼的意义不在于求鬼神之佑，而与孝、与返本报始的人文道德相关联，祭祀先祖成了厚风俗、正人心的重要途径，充满了刚健自励的人文主义精神。

　　清明节祭礼表达的人文精神，成为中国文化中的精神伦理，并在统合多种宗教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佛教初传中国时，其鼓励出家、不婚不育的出世态度，与主流的儒家精神格格不入。正是从孝入手，佛教找到了自身中国化的途径。《牟子理惑论》称出家修行能够使“父国受其祚”“父母兄弟皆得度世”，这就是仁孝。在《佛说盂兰盆经》中，孝道与佛教的宗教供养仪式相结合，进入实践层面，从而使佛教仪式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文化基础。庐山慧远大师以佛教的慈悲精神与孝道相结合，区分了所谓“世间的孝”和“出世间的孝”。“世间的孝”就是传统的孝道，关注父母的世俗需求，而“出世间的孝”则是佛教以更高的出世为目标，虽然出世入世有所不同，但孝之精神则为一，都同样是为了父母。这一思路实际上参考了道教的观点，道教认为，使九玄七祖俱得超升，就是对先人最大的孝敬。所谓最大的孝就是一种“出世间的孝”，是一种不同于世俗精神的宗教理念与传统孝道精神的结合。

　　孝道伦理是中国文化中宗教和人文精神的重要结合点，它融合了对人死后有不同看法的冲突，融合历史形成的具体礼俗差异，给予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不同宗教的人以足够的自由度，以不同的形式和礼仪表达同一种精神理念。

　　汇聚儒释道精神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数千年而不倒，正在于其能够“返本报始”，始终传承其基本伦理，砥砺自强，生生不息。祭礼具有很强的宗教性礼仪形式，又有着深刻人文主义内涵，其受恩思报、不忘所出的内在道德精神，超越了具体的历史礼俗的变迁和可能的宗教性冲突，造就了精神和文化共同体。

　　冬去春来，万物复生。清明节扫墓，表达的是返本报始之情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传承，追思的是先人，却寓意着新人的生生不息。中华民族世代绵延，文化昌盛，正是此生息不停的人文精神的体现。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

《中国民族报》（2021年3月30日　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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