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是时代的产物。中国自古有丰富的政治思想但无近代意义上的政治学科，因此百年来传入中国的有欧洲制度主义政治学和美国个体权利政治学等。客观地说，这些外源性学说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势，但并不能回答、更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基于理性人假设的政治学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是问题的根源。“西方模式”危机证明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西方政治学也随之陷于困境，迷失了方向。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在动荡不安的世界政治中格外引人注目，而这显然不是既有的西方政治学所能解释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最有资格拥有自己的政治学。

　　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研究路径，历史政治学致力于建设具有中国自主性的政治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有学者认为：“历史政治学的产生不是一时兴起，更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其深刻背景在于当今中国政治发展远远超出既有的政治学的全部想象和知识体系，需要借助历史政治学的发展。它不是简单的因人而起，而是这个时代的需要。”

　　那么，什么是历史政治学？历史学和政治学都是古老的学问，二者的事实性组合也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学科意义上的“历史政治学”是一个新概念新范畴。在一般意义上，历史政治学就是以政治学视野去研究历史，在历史研究的发现中去丰富和发展政治学。具体而言，在认识论上，历史政治学研究政治问题的情景论；在方法论上，重视问题的时间性和时间进程，即事件发生的时序以及在时间进程意义上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连续性；在本体论上，“历史”在历史政治学那里不仅仅是观念，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研究这个“存在”、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性并从中提出解释性概念或理论，是实存性与实证性的统一。

　　历史政治学能够进一步解释政治生活中一些习以为常的重大问题，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各国治理模式的历史文明基因。比如当代中国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形态与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历史的血脉和基因并未因此而隔断，历次的制度变化依然没有割断5000年文明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再比如，改革开放前后的关系，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前后是连续、统一的。在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视阈中，不仅要看到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的连续性，更要认识到改革开放前的制度安排是改革开放后制度变迁的基本框架和方向，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迁强化了改革开放前建立起来的制度结构与基本制度。

　　历史政治学不但能够为国家治理提供独特视角，还是发展政治理论的重要路径。作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政治学学科以及政治理论，自然应该是“历史——实践——理论”三位一体的研究，或者说政治学的知识理论应该来自历史研究、实践研究和理论研究。政治理论中的国家理论、政体（民主）理论、政府理论和政党理论几乎都是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比如，流行的国家概念就是马克斯·韦伯基于16世纪以来欧洲宗教政体向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经验而总结出来的，即所谓的在特定疆域内的暴力垄断机器。这是描述封建制的分散化权力向主权国家转变的历史经验，而且是所谓的“民族国家”即一族一国的历史经验。这样的概念既不能解释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多民族现象，也不能解释作为国家前提的国民认同问题，还不能解释很多国家的无效治理问题。再比如，流行的西式民主即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讲的是个人权利、法治、代议制和多党竞争，这些与西方文明的关键因素高度重叠，因此完全可以说自由主义民主是西方文明的政治表述。鉴于此，当西方人讲到政府作用时，必然是作为“小政府”的“有限政府”，强调的是去政府化的个人权利和社会作用；相应地，政党也只不过是革命之后代议制的产物，是议会中的一个政治社会利益集团。

　　然而，在中国被视作“理论政治学”的这些概念和理论，对西方而言却属于“历史政治学”的范畴。国家概念、民主理论、政府理论和政党理论，无不来自西方国家的历史与实践；但是，对于中国和很多非西方国家来说却是非历史性的，甚至与这些国家的历史经验存在巨大张力乃至冲突性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现代性概念诸如民族国家、政党、民主，但各自在实践中所展现的国家治理却有着天壤之别。其中的内在逻辑就在于，这些流行的概念或表达出的制度形式脱离了很多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基本国情。

　　这意味着，建设自主性政治学或中国特色政治学必须回到中国历史，在研究历史中发现和提炼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中国历史有其独特属性，那就是政治史属性。钱穆先生曾指出，“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之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因此，很多中国人习惯以历史的思维去看待问题，这也是历史政治学深受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能够连续性存在几千年的政治文明体，自然蕴含着政治学理论的宝贵资源，是发掘历史政治学的富矿，但中国历史上的丰富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未能被系统表述为学科化、概念化的政治学理论。未来，需要结合中国政治史或比较历史重新界定相关概念，推进政治学的方法论研究，这应该是中国政治学的努力方向。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制度变迁理论研究”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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