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应寺白塔 石建杭摄
白塔寺内的阿尼哥塑像 石建杭摄
北京妙应寺 石建杭摄
白塔寺位于北京市阜成门内大街路北，始建于辽寿昌年间（1095年—1100年），原名永安寺。 元朝至元八年(1271年)重建，改名大圣寿万安寺。明朝天顺元年(1457年)重修，改名妙应寺。因寺内有一座元朝修建的覆钵式大白塔，所以人们习惯称它白塔寺。
白塔寺最具标志的建筑正是这座藏传佛教大白塔，它是元世祖忽必烈迎请尼泊尔工程师阿尼哥（1245年—1306年）在此设计并主持建成的，由元朝第二任帝师亦怜真(1238年—1279年）亲自设计塔内并装藏开光。这座白塔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佛塔，也被称为世界八大塔之一。
阿尼哥 ：设计建造白塔
阿尼哥，又名阿纳噶木，尼泊尔人称他“八鲁布”“巴勒布”，1245 年出生于尼泊尔帕坦一个贵族家庭。帕坦位于现在尼泊尔圣阿巴格帝南岸，北望今首都加德满都，是尼泊尔古老的都市之一，历史上以建筑、雕塑和工艺制作著称，有“良工之萃”的美誉。
元朝中统元年(1260年)，刚刚登上帝位的元世祖忽必烈尊奉藏传佛教萨迦派五祖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顺利地解决了元帝国与西藏的主从关系问题。为了庆贺西藏的和平归附，并表元帝国对藏传佛教的崇重之心，忽必烈敕令在西藏修建一座黄金塔。
西藏与尼泊尔山水相连，当时为萨迦派第一任本勤的释迦桑波深知尼泊尔有很多能工巧匠，于是就以建塔之事求助于尼泊尔国王。尼泊尔国王立即在全国征召工匠，最后挑选了 80 名优秀工匠。阿尼哥就是其中之一，他还自告奋勇地担任了这支建筑大军的头领，当时年仅 17 岁。
阿尼哥率领工匠，翻山越岭来到了西藏。入藏不久， 便投入到建塔工程之中。他们不畏艰辛，日夜奋战，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建塔任务。 在建塔过程中，阿尼哥表现出了高超的技艺和非凡的指挥才能，让八思巴看得真真切切。所以在黄金塔建成后，八思巴执意把阿尼哥留了下来，亲自为他剃度，并收为入室弟子。
在大圣寿万安寺白塔之前，辽道宗寿昌二年(1096年)曾在这里建有一座白塔，“塔制如幢，白色如银”。后来，这座白塔和寺院都被毁了。元朝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命阿尼哥重建白塔。在阿尼哥的精心设计、指挥和工匠们的共同努力下，经过8年的时间，“建圣寿万安寺浮图”，“初成，有奇光烛天，上临观大喜，赐京畿良田万五千亩，耕夫千指，牛百什器俱”。
白塔须弥座上为覆莲座和承托塔身的环带须形金刚圈，华盖周围悬挂36个铜质透雕流苏和风铃，华盖上有高近5米、重达4吨的铜质塔形宝顶。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塔前增建大圣寿万安寺。寺由四个角亭、三世佛殿、天王殿、七佛宝殿组成。
白塔的独特形制，无论是局部还是整体都有其佛教象征意义。从局部而言，十三天（相轮）是佛塔等级的标志，表明它是供奉佛舍利之塔，而非一般僧塔。从整体上看，它象征佛教所说的“五大”，即地、水、火、风、空。具体而言，塔基象征地大，覆钵象征水大，相轮象征火大，华盖象征风大，宝顶象征空大。《大日经疏》卷十四称：地轮正方，水轮圆形，火轮三角，风轮半月，最上虚空作一点。佛教密教认为，“五大”表示法性之德具足圆满，世界由此五大而成，一切万物也离不开五大。
“五大”又称“五轮”，所以此塔又称“五轮塔”。塔的上部华盖、相轮皆呈圆形，而下部的基座为不规则方形，这种造型结构正符合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传统宇宙观念。覆钵式的建筑风格是阿尼哥首次引入中国的建筑样式，对明清佛教建筑艺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得他在中国佛教建筑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大圣寿万安寺建成之后，皇帝即位和贺正旦等朝仪之前，常在这座寺院内演习礼仪，将藏传佛教佛典译成蒙古文工作也在寺内进行。
后来大圣寿万安寺成了一处重要的庙会场所，过去北京曾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五月初五吃粽子，六月初六吃白肉，七月初七看织女，八月初八去白塔……”
1306 年 3 月 9 日，阿尼哥猝然长辞于元大都（今北京），享年62岁。元成宗铁穆耳（1294年-1307年）特地为他“辍朝致哀”，并赠他“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凉国公”“上柱国”等尊贵名号；还根据尼泊尔的风俗，将其遗体火化，将其身骨塔葬于宛平县香山冈子原。不过，阿尼哥的墓地现在何处，子嗣是否传至今日，这些都令中尼两国人民十分关注。
亦怜真：装藏完成佛教仪轨
白塔的建筑工程是由阿尼哥设计完成的，这一成果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是宏伟壮观和风格独特的；但是从佛教的仪轨来看，它还并不完全具备佛教要求的殊胜意义。按照蒙藏地区佛教的要求和规定，佛教建筑、造像等在完成工艺程序之后，必须要经过装藏——装入象征佛法般若智慧的圣物，这样才具有灵性，才具有护持世间众生的功德。
这一装藏工程由当时任元朝帝师的亦怜真大喇嘛主持。关于亦怜真，史料记载不详细。据藏文史料记载，亦怜真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帝师的同父异母弟，他的藏文名称音译是“仁钦坚赞”。他于1270年继任为萨迦寺（萨迦派祖庭）住持，后来赴大都，成为忽必烈皇帝尊奉的第二位大元帝师，当时他39岁。
据《元史·释老志》记载，至元十一年（1274年）三月，八思巴上奏忽必烈，请求回到西藏，忽必烈挽留不成，便以八思巴弟亦怜真继任为帝师，亦怜真任帝师6年，至元十六年（1279年）圆寂。在《元史·世祖纪七》里也记载有亦怜真圆寂时间，时间正是至元十六年：“至元十六年，十二月，建圣寿万安寺于京城。帝师亦怜真卒。敕诸国教师禅师百有八人，即大都万安寺设斋圆戒。”另外，《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关于亦怜真的记载是目前所知的其在大都任帝师期间所做的唯一一项具有重大影响和意义的佛教活动。
白塔的塔藏主要布置在塔的基座和塔身部，它是依照藏传佛教“三所依”的要求进行布置的。佛教所谓“三所依” 就是佛的身、语、意三业，佛像为身所依，佛经为语所依，佛塔为意所依。
第一表示“身所依”的内容及其布置是：首先，在塔的塔基铺设石函(应为地宫)，用白玉雕刻五方佛五尊，并按照它们所代表的方位进行布置：东方阿閦佛、南方宝生佛、西方阿弥陀佛、北方不空成就佛、中央大日如来，同时在五方佛的旁边安立八大鬼王、八鬼母轮等神像；其次，在须弥座上，镂刻各种护法神像，包括财宝天王、八大天神、八大梵王、四大天王、九曜、天龙八部等；然后在塔瓶身之内图绘诸佛、菩萨、佛母、明王等神像的图印和图像，环绕塔身内壁而有序布置。
第二表示“语所依”的内容及其布置是：将《佛顶无垢》《秘密宝箧》《菩提场庄严》《般若心经》《诸法因缘生偈》等百余部经典，各印百千余部，每部护以铁夹，然后严严实实、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塔内。
第三表示“意所依”的内容及其布置是：先在塔瓶身外壁刻画五方佛像，并刻出它们所持法器：东方阿閦佛，持单股金刚杵；南方宝生佛，持宝珠；西方阿弥陀佛，持莲花；北方不空成就佛，持十字金刚杵，以此表示五方佛所护持的不同方位和世界，标显它们护持众生的功用。在四维间侧，即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隅雕刻四大天母所执的法器。其次取来释迦牟尼佛成道处金刚宝座塔下的黄腻真土、我国东西五台山、泰山等名山圣迹的泥土，和以龙脑沉笺、紫白旃檀、苏和郁金等香，金、银、珠、玑、珊瑚等珍宝，一起捣碎成泥，制成香泥塔一千零八座；又以安息金颜、白胶、熏陆、都梁、甘松等名香，和以上面制成的香泥，印造小香泥塔十三万座，将这些塔都放入塔中。
白塔的塔藏距今已有近750年的历史了，现在， 原来露在塔外的雕刻由于岁月的侵蚀和历史上十余次外体修葺，早已不复存在，而藏在塔内的宝藏从历代的修塔记载看从未启封过，应当是完好无损的。
1976 年，发生了河北唐山大地震。受地震影响，白塔的多处砖石被震塌，塔刹部位用于固定宝顶的铁链被震断数条，塔刹出现明显倾斜，白塔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为了确保国家这一重要文化遗产的安全，1978 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开始对白塔进行大规模修缮。当年10月1日， 当修塔工人打开高约 4 米、重约 5 吨的顶部铜塔刹，检查内部主心木情况时，意外地发现了塔刹内装满了文物。根据一些文物上铭刻的标记，这些文物是后来清代乾隆十八年(1753年)修塔时放入的塔藏品，都是佛教文物。
它们共有六大类：清代大藏经一套、黄檀木整雕观音像、楠木佛经函、五佛冠与补花袈裟、铜三世佛、五彩线密封册。据中国佛教协会有关专家鉴定，它们是按佛、法、僧三宝的类别奉置的，所以又称“镇塔三宝”。其中，铜三世佛、赤金无量寿佛、黄檀木音像代表佛类，清代大藏经、乾隆手书《般若心经》 和藏文《尊胜咒》代表法类，五佛冠和补花袈裟代表僧类。这批佛藏的发现对研究清代佛教史、 佛教文化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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