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古村落长滩苗寨 新华社发

　　边地或者边缘是空间概念，与中心相对应。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边地文学是与乡土文学一起进入人们的视野的。20世纪20年代，以鲁迅为先导的乡土小说，因其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显著的地方色彩，使得乡土文学由此兴起。从贵州来到北京的蹇先艾， 创作了《水葬》和《在贵州道上》等作品。这是中国现代小说中较早表达边地视界的作品，也因此引起了鲁迅的重视。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高度评价了蹇先艾的作品：“诚然，虽然简朴，或者如作者所自谦的‘幼稚’，但很少文饰，也足够写出他心曲的哀愁。他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

　　边地真正进入文学视野，获得现代主流文学的认同，则是从几年后沈从文的作品开始的。1928年，沈从文创作小说《柏子》。之后，他又创作了一系列以湘西为题材的作品，《萧萧》《三三》《丈夫》《从文自传》《边城》《湘西》等，一个伟大作家的地位就此奠定下来。沈从文的作品，一方面通过湘西寄托和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写出了一个朴拙、纯真的湘西，如《边城》《三三》等；另一方面，他也写出了湘西与现代文明的碰撞，如《丈夫》《湘西》等。但无论哪种形态的湘西，都给文坛带来了视界上的震撼冲击。边地或者边缘，可以作为一个文学视角，开启一个全新的文学视界，也可以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在叙事、表达、语言、结构上，给人一种新的启发。比如在《边城》的叙事中，我们能感觉到有一种边地情歌的韵律在洄环，独特的湘西情歌的抒情性带动情节发展。在《丈夫》中，沈从文始终从一个乡村男人的视角来叙述在船上所看到、经历和感觉体验到的一切，如果没有边地生活的底子，这种叙述方式是无法建构起来的。

　　时间过了近百年，人们已然对21世纪的边地或者边缘没有了那种陌生感和神秘感，尤其是在当下信息化时代、新媒体时代，边地或者边缘的人和事，也都会在第一时间呈现出来，至于边地的风情、风光，则时时都在人们的刷屏中。

　　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边地或者边缘一般都与少数民族联系在一起。在文学视界上，作为边地的黔东南地区是在20世纪之后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其文学创作才进入发轫期。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这里开始涌现出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本土作家，如伍略、滕树嵩、刘荣敏、袁仁琮等。他们通过文学作品第一次将黔东南的民族风情和文化习俗展示于文坛，向人们描绘了贵州独特的民族生活，塑造了富于时代特色的民族形象。他们在表现民族文化方面起到了开创性作用，无论是塑造人物、表现生活，还是描绘当地风情习俗，都有着鲜明的民族印记，烙印着黔东南的地域特色。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黔东南第二代作家涌现。这一代作家是随着改革开放后文学的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虽然大多出生于民族乡村，但很早就接受了现代教育，许多人还接受了专门的文学训练。如果说，黔东南第一代作家是一种自在的文学创作，那么，第二代作家则进入自觉的文学创作阶段。与第一代作家着意于民族风情习俗的优美抒情相比较，第二代作家更注重民族生活中人的存在意义的探寻和思索。文学于他们，更多的是一种观察和思考人生的方式，是他们生命意识的一种表达。他们不但在创作题材上更多样化，更重要的是以一种现代意识对民族文化进行某种程度的反思，或者从人性的深度来开掘和表现民族生活中有独特意味的形象和场景。

　　进入21世纪，黔东南第三代作家登上文坛。姚瑶、石庆慧、杨芳兰是其中的代表。姚瑶是诗人，他以家乡圭研为起点，渐次展开对黔东南侗族、苗族生活的表现和揭示，是黔东南边地生活忠实的表达者、叙述者。他的诗歌是诗人沉入乡村、土地、生活中的生命感悟，与边地区域独特的文化连结在一起，赋予诗歌一种特别的张力和深度。石庆慧是一个在乡村成长又在乡镇工作多年的青年作家，乡村和乡村生活是她创作的主题。在她的作品中，她更关注乡村的情感世界，尤其关注那些留守妇女的心灵和精神生活，向我们展示了社会转型期蕴涵丰富的乡村生活形态。杨芳兰的许多小说都写到了“七街”——这是小县城的一条农贸集镇街，从四方乡村汇集而来的人们在此经营各种小生意，买卖各种小商品。“七街”所呈现的县域经济生态，是杨芳兰小说中最有价值的生活场景。

　　近几年，在人类学、民族学领域，边地、边缘研究越来越引起重视。边地既是一种视界，也是一种研究方法。文学创作中，可以借鉴人类学理念和方法，立足于边地、边缘，建构起作家的文学视界。

• 前一则: 方寸见匠心 剪纸花盛开 　　
• 后一则: 防疫表情包 指尖传递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