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源于印度的佛教为中国带来了极具特色的文化和艺术。世界上，宗教艺术文化在不同文明间有着多种交流、融合和发展。历史充分证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创造性发展的动力。”日前，在成都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宗教艺术与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熊伟说，古代欧亚丝绸之路让各民族在思想上相遇，在文化上相融，在艺术上相互借鉴。今天，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更需要加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实现共同进步。

　　剑川石窟的昆仑奴像。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专家学者从欧洲的犹太教、基督宗教，到南亚东南亚地区的佛教，再到中国的宗教与文化、艺术，探讨了世界宗教文化的多样性与交流互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严耀中指出，宗教与艺术具有紧密联系。以佛教艺术为例，历史上，宗教观念通过与艺术的结合，产生出广泛的社会影响。宗教艺术只有服务于时代，才有生命力。

　　洛阳师范学院美术理论部主任许宜兰指出，道教经典中有大量的插图，称为“图像”，它们是道教思想与美术图像的结合体，是道教思想的重要表现手段和传播载体。道经图像和不同形式的绘画蕴含了不同时代人们的思想追求，比如《阴骘文像注》中表达出劝人诚信、勿杀生、与人为善、保护生态的思想；山水画中的“洞天福地”是可游可居之境，是中国人的乐土、桃花源梦境，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早期的生态文明蓝图。可以说，道经图像为“神仙美术”提供了“神奇瑰丽”的形象，为中国传统美术注入了浪漫主义色彩与活力。

　　阿嵯耶观音像具有鲜明的云南地方特色。

　　“中国佛教美术虽然受到古印度的影响，却终究是创造胜于模仿。中印之别，望而可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同标梳理了佛教美术的中国化历史。他认为，佛教美术的中国化进程，可从中国传统风格的寺塔建筑、佛教美术题材谱系的中国形象、中国美学趣味与图示语言等方面得到印证，因为这些都是中国化的创造。佛教美术“中国造”的核心精神是在没有印度原型可资参考的情况下从无到有的创造，并呈现出中国特有的外在形貌和内在气质。

　　张同标介绍，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美术受古印度笈多艺术的影响仍很明显，但文化精英已经开始强力推动“中国造”。顾恺之首创维摩诘挥麈卧病，周昉妙创水月观音，域外佛像遭到“胡夷村陋”的批评。之后，中国汉地佛像越发脱去了古印度的羁绊，从宗教化转向文人化，从世俗化转向民俗化，越来越受到中国精神的左右。唐人菩萨是华贵雍容的形象。李公麟的白描卷轴佛画，体现的是文人化趣味。而明清时期的观音像成了提篮的渔妇形象，笑口常开的布袋和尚“蹙安页 皤腹，形裁腲脮”，是下层民众的形象。宁村陋毋胡夷，宁世俗毋文艺，虽未必足以开敬，却是融入了日常生活的中国式佛像，早与印度文化没有牵涉，中国佛教美术已是中国文化和中国趣味的物化形态了。

　　本次研讨会由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翎策划、四川大学主办、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承办，来自香港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台湾中正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研究院、西安碑林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云南省佛教协会、成都文殊院、日本早稻田大学、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印度尼赫鲁大学、柬埔寨皇家学院、越南佛学院等海内外高校、研究机构及寺院的70余位专家学者、高僧大德参与了研讨。

　　（本文图片由王古今提供）

《中国民族报》（2019年11月12日　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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