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从来不缺乏研究，但对它的研究却被分散在佛教史、粟特学、大航海、近代殖民史等专属领域里。而这些各自研究拼接起来后，并不能构成一部连贯的丝路历史图景。换言之，我们需要一部专门的丝绸之路史。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的新著《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正是这样一部著作。
“胡天”是中古中国对于祆教神的称呼，同时又可径以字面之义理解为西域气象，所谓“胡天八月即飞雪”。“汉月”者，汉地之月，在古代文学中往往与征人、游子相关联，传达一种故国之思。令狐楚《从军行五首》云：“胡风千里惊，汉月五更明。”当汉地之月映照于胡天西洋之间，一幅三千年的丝路变迁画卷便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胡天汉月映西洋》一书以丝路发展变迁的历史为线索，分为十章，起自丝路前身——先秦时期的“玉石之路”，止于18世纪末的乾嘉易代之际，历述张骞凿空西域、佛教入华、马可·波罗来华等重大历史事件，结构清晰，语言生动，允为一部优秀的丝路通史。
丝路通史中的变与不变
从历史语境中寻求中西交流的内部嬗变，是本书的一大特点。这种嬗变包含两个层面，即丝绸之路本身的历史变迁，以及这种变迁所折射出的不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历史性特质。作者沿用了近代以来历史学的划分方法，以公元1500年为界将丝路发展史分为古典时期和近代早期，但却并未因此将东西方的交流生硬地分开。在作者的笔下，这种转变是缓慢而延续的，存在历史的发展依据。这集中体现在作者对于陆上丝绸之路的勾勒之中。传统印象中，陆上丝绸之路发端于张骞凿空西域，在中古时期达到鼎盛，宋元以后则急剧衰落。本书通过史实的梳理，指出早在先秦时期，便存在一条贯通草原的“玉石之路”，实为丝绸之路前身，张骞开通西域只是官方正式介入的标志。据此来看，这条贯穿欧亚大陆的商道其来有自。就贸易而言,有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奔腾西来的大宛马；就思想而言，有西行万里的法显与矢志不渝的鸠摩罗什；就文化艺术而言，则有箜篌、胡笳以及胡旋舞等特色鲜明的异域器乐与舞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充满延续性和包容性的丝路画卷。
如果说“玉石之路”是在时间维度对丝绸之路予以延展的话，那么海上“香瓷之路”的脉络梳理则无疑是从空间上对丝路范围进行了开辟。瓷器是古典时期另一个重要的物质交流媒介，它甚至成为西方对于中国的一种固有印象。输出瓷器而输入香料，是这一路线的重要特征，是谓“香瓷之路”。及至两宋，饮食医疗诸方面随处可见香药的身影。与陆路的胡人贸易相比，香药更多来自海路，特别是自两宋以后，香药输入路线几乎与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贸易线完全重合。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时期的瓷器并非单向度对外输出，青花瓷烧制中的关键原料钴就主要由萨迈拉输入中国，而这种釉下青料的汉译名称“苏麻离青”，正是由萨迈拉的叙利亚语音译而来。大量的青花瓷在中国泉州、广州等港口装上船，驶入浩瀚的南海，经由三佛齐（马六甲海峡地区）繁忙的商贸中转，进而前往遥远的印度和阿拉伯，而香料等西方货物也在源源不断地经由此线进入中国。
至此，先秦以降，陆、海两条线路的完整丝路图景得以勾勒显现，可视为作者笔下丝路通史的“变”与“不变”。所谓“不变”者，即丝路发展的历史延续性；而正是在这种缓慢而持久的延续中，很多关键性的因素在逐渐发生变化，是为丝路历史之嬗变。本书对于海上香瓷之路的探讨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在宋元以后兴起的，但作者基于对中古佛教与民众社会生活的深入研究，指出香料需求的激增，与南北朝隋唐以来佛教对大众生活习惯的影响塑造密不可分，而佛教对民众行为的规范原因有二，首先在于佛教本身的不断华化，从初入中国为求适应而借助老庄，到东晋南朝持续的儒佛冲突，直至最终完成佛儒融合；其次则离不开中古后期整个礼法文化的下移。“海丝”的兴起源于需求，而需求的产生又离不开民众思想和社会伦理的嬗变。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不仅有持续的市场驱动，同时也有悠久的探索历史。早在德宗贞元年间，唐廷便派遣杨良瑶率众出使黑衣大食，其行程由随行的鸿胪卿贾耽的记载而得以明晰。这支唐朝使团从广州出发，沿中南半岛东岸一路南行，过新加坡海峡后经天竺（印度半岛）、师子国（斯里兰卡），至弗剌利河（幼发拉底河）换小船至末罗国（巴士拉），最后陆行抵达缚达城（巴格达）。这条记录清晰的航线直至今天仍令人为之心动，而它也在同一时期波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中得到印证。可以看到，郑和下西洋无论从技术还是指导思想上，都有深远的历史可据，而以往那种陆路废而海路兴、汉唐驼队以及宋元海船的机械式、片段化丝路印象可以休矣。
想象异邦与彼此塑造
丝绸之路的形成，同样也离不开东西方各自世界观念的最初萌发，中国的“天下观”与西方的世界观彼此塑造着对方的形象，“东”与“西”的观念逐渐形成。这种东西之间的彼此塑造，在近代前夜的传教士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本书第六章“神圣的边界”和第七章“想象的异邦”尤为精彩，填补了以往关于大航海至殖民扩张之间长达数百年的历史空白。
传教士的到来，在两个彼此对应的维度增进了这一时期的中西交流。首先，对中国来说，传教士带来了较古典时期更为丰富的西方知识，包括欧洲的政治制度、宗教思想以及科学技术。继“佛郎机”之后，中国进一步知道了“红毛番”（荷兰）。借助香瓷贸易所积累起来的关于南洋的认知，明朝士大夫如王士祯等已清楚沿台湾海域向南可到荷兰。事实上，王士祯所谓的荷兰不过是巴达维亚（雅加达）而已，但这恰恰表明了中国人对于“泰西”认识的深入。明朝后期，利马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使中国在坚持自古以来“天下”观念的同时，也初步建立起“大西洋”的粗略概念。受利马窦的影响，徐光启开始对中国传统的伦理、科技予以反思，希望以“天学”改进中国，实为“中体西用”的最早尝试。在《职方外纪》中，艾儒略将世界划分为五大洲，亚洲部分则包含此前不为中国熟知的一些国家，甚至还提及“阁龙”（哥伦布）若干行状事迹。尽管直至乾隆年间，纪昀、张廷玉等人仍仅以“广异闻”“荒诞不经”视之，但这种最初的冲击无疑是开创性的。
另一方面，西方的传教士将中国大量的思想文化介绍到欧洲，由传教士编写的《中国图志》《中华帝国全志》等书则成为西方认识中国的重要工具。传教士在接触汉字后，感受到它与古埃及文字的相似之处。《字汇》等中国字书被介绍到欧洲，经过基尔谢、门泽尔等西方学者的研究，将之归为“初民语言”，他们试图从中印证《圣经》的记载，连伟大的数学家莱布尼茨也曾试图从汉字中抽取出语言的普遍规律。与汉字被赋予的宗教意义不同，中国的文学作品如《赵氏孤儿》则被启蒙时代的欧洲赋予更多伦理和人性意义，《今古奇观》中的故事、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等被伏尔泰、珀西等人吸纳进自己的作品中，并突出其所体现的道德价值。事实上伏尔泰走得更远，他从儒家思想中寻求典范，借此鼓吹开明君主专制，抵制海峡对面的英国议会制度。1688年，法文版《国王们的科学》出版，汇集了自利马窦以来几代传教士苦心翻译的《论语》等儒家经典，出版者意欲从儒家的道德观念中寻求开明专制主义的依据。这种对于西方制度与儒家思想的联结，甚至影响到英国当时的两党斗争。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近代前夜的中西认知，是一个“从认同到识异”的过程，而这种转变背后，其实是一种“反观诸己的镜像”。不可否认，启蒙哲学家们心中的东方制度和伦理是一种特定政治语境下的有意识选择，即如作者所举出的有关中国历史纪年的争论，又如关于中国人性格的认知，其实无不带有鲜明的西方自身政治文化诉求。这种对于东方的想象随着19世纪欧洲的进一步剧变而成为历史，然而它所遗留的思维模式却一直影响着今天的西方社会。
文明交汇背后的政治风云
诚如作者所说，一部丝绸之路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欧亚大陆的政治经济史，这条古老商道的每一次变迁，都不乏波谲云诡的政治涌动。这种政治的动因，分别在陆、海两条道路上得以充分体现。就陆上丝绸之路而言，其兴起之初便充斥着政治的功利性。我们素来熟知的胡人，入华以后的活动领域远不止于商业，像改写唐朝历史的安禄山和史思明，最初均起于边镇互市牙郎，借此逐渐进入唐朝军事系统。此外，出土墓志也印证了唐朝曾多次前往骨利干、回纥等地市易马匹以充军用。杜甫《黄河二首》诗云：“黄河北岸海西军，椎鼓鸣钟天下闻。铁马长鸣不知数，胡人高鼻动成群。”可以说，中古千年间，政治始终是驱使无数驼队穿行大漠的重要因素。宋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寻找契丹，而这次的动因则源于西方。1246年，新即位的教皇英诺森四世遣往东方的使者柏朗嘉宾来到上都和林，在那里谒见了蒙古帝国的贵由汗，并于次年返回后呈上一份完整的行纪。这份以刺探军情为目的的行纪对中国的方位气候、风俗信仰、政治制度等作了详细记载，其对于被称为“契丹”的东方的探索成为此后鲁布鲁克、鄂多立克诸人东行的先声。而在这些后继者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无疑是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纪》让欧洲见识了诸多东方风物人情，这些记录连同鄂多立克等人的记载一起，构成了著名的《加泰罗尼亚地图》东亚部分的知识来源，更在随后激起了达·伽马、哥伦布等众多探险家的兴趣，轰轰烈烈的大航海时代随之启幕。
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因素的话，新航路的开辟则无疑为政治在东西方交往中的作用作出绝妙注释。一个长期困惑我们的问题是，既然成吉思汗的铁骑已远至欧陆，而郑和的船队也曾到达非洲，那么为何中国终究未能在大航海时代开启后占得先机？本书给出了两个层面的解答。从地缘政治来讲，在于蒙古汗国营造了一个更为宽松的海陆贸易通道，而中亚、西亚地缘政治又随着帖木儿与奥斯曼两帝国的崛起发生变化，遂使得马可·波罗的东行成为可能，也客观促使欧洲人探寻新的航道。就内在动因而言，这与欧洲信奉的“保教权”密切相关。长期以来，葡萄牙人认为沿海岸南行绕过非洲再往东行驶，便可到达印度，获得黄金与香料。而西班牙王室则受哥伦布影响，希望向西航行到达印度。随着好望角和美洲大陆的相继发现，葡、西两国在教皇见证下签订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在经济利益驱动的同时，以“保教权”为借口开展殖民活动。这群被明朝称为“佛郎机”的殖民者于16世纪中叶在澳门建立定居点，并与明朝政府达成一致。在明朝官员看来，这是“互市”的一种形式，并可通过“抽分”使朝廷和当地官民获益。就这样，在葡人对东亚贸易的向往、对海外保教的信奉以及明朝官员因时因地制宜的政策混杂作用下，澳门逐渐发展成葡萄牙远东贸易的转输中心。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传教士的西来打开了缺口。
需要指出的是，在丝绸之路三千年的历史中，经济与政治两大要素从来就无法划清界限，它们综合在一起，体现为东方与西方之间持续的文明冲撞与交融。近年来，以加州学派为代表的历史学界强调15世纪以来经济的全球化。事实上，如果我们以丝绸之路为线索加以追溯，会发现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人类文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交流。“全球化”只是一种相对的表现，它的背后是人类历史持续的发展与不竭的动力，而这或许也是本书带给我们更为深远的思考。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编辑：张雪娥）最新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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