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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在我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

　　有一片山水间古老而鲜活的土地。

　　这里有着令人陶醉流连的奇山丽水、魅力古镇，孕育了深刻影响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的良渚文化，织就了千年来萦绕中国人心头的诗画江南梦……

　　这里，就是人杰地灵的浙江。　　

　　浙水敷文、之江同心、勇立潮头、百年初心、诗画江南、浙里茶香、和合文化、南孔圣地、唐诗之路……2024年7月18日，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浙江体验项目在北京蒙藏学校旧址正式开展。步入这方古朴的四合院，你会立刻被扑面而来的浙风浙韵所围绕，真切感受到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浙江人民的热情好客。

　　“人人尽说江南好”，在“浙”里，为我们打开了一幅领略“江南之好”的多彩画卷。

　　▲浙江省海盐县地方传统舞蹈——海盐滚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图为体验馆内的滚灯表演。（图片来源：嘉兴统战微信公众号）

　　01 诗画水乡：中国人的“江南记忆”

　　说到浙江，很多人会自然联系起江南。历史上“江南”一词就像“中原”一样，涵义多样，既是地理概念，也是经济区域和文化象征。若以地理而论，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安徽、江苏、上海以及福建北部等地都可以被划入广义的江南；但江南文化的地域概念范围实际上并不大，无非浙江、江苏以及上海这一区域。

　　文化是时间的恒河，跨越时空的界限。尽管许多中国人从未到过江南，但他们心中却有着一份属于自己的“江南记忆”——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西湖岸边的悲欢离合，西施范蠡的泛舟隐去，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哪怕相距百岁千秋，相隔万水千山，江南就像文化中的印记，与国人相伴始终。

　　▲杭州西湖景区苏堤附近的景色。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杭州西溪湿地的宋韵花朝节。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江南文化之所以影响深远，与其长期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密不可分。历史上，江南地区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成为了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

　　在元代，江南地区的税收一度占据了全国的75%，到了‌明清时期，虽略有下降，但仍维持在四成左右。

　　明清两代，江南地区在科举考试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上榜人数几乎占据了全国的半壁江山，因此有“天下英才，半数尽出江南”的说法。

　　▲杭州高级中学贡院校区甬道（上图）和校园内的乾隆御碑（下图）。该地是明清时期浙江贡院的旧址，是科举考试的考场，即开科取士的地方。（图片来源：杭州高级中学官网）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通常来说，经济优势会造就文化强势，而文化的繁荣又会借助经济的力量向其他地区辐射。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就像风与火一般，风助火势，火借风威。

　　社会科学有三个公认的基础学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探讨江南兴盛的秘密，我们不妨从这三个角度入手。

　　02 衣冠南渡：中国文人再建精神家园

　　农业时代的生产通常受制于两个条件：一是地理，二是人口。

　　以地理物候条件来看，江南自然是中国最优。但在先秦两汉时代，这里却没有成为经济中心。究其原因是长江流域比黄河流域植被更茂盛，土地难以开垦。随着文明的发展，过去的荆棘密林被改造成鱼米之乡，为江南后来居上创造了地理条件。

　　但比土地更重要的是人口。西晋末战火不断，向中原迁徙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先后建立了政权。公元316年，长安被攻陷，晋愍帝投降。琅琊王司马睿率中原士族从京师洛阳南渡，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是中原人口第一次大规模南迁，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也开始向江南转移。

　　▲西晋王室南渡之后，在江南建立政权，史称“东晋”。（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自此以后，中国历史似乎形成了一个定式——每一次社会动乱，都会造成人口的南迁。

　　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大都在北方，远离烽火狼烟的江南自然成为国人心中的“桃花源”。“安史之乱”后，南方人口超越北方；到了元代，南方人口几乎占据中国人口总数的十之七八。

　　早期南渡的文人还沉浸在国破家亡悲痛中，江南的山川风物在他们眼中披着灰暗、伤悲的色彩，所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

　　▲春日杭州，绽放的桃花与嫩绿的柳枝交织成“间株杨柳间株桃”的诗情画意。如画之境，常让人们顾盼流连。（图片来源：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网站）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逐渐发现这一方山水竟是如此的清朗秀丽。东晋文人用“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来表述对江南的最初印象。谢灵运的《山居赋》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开启了江南文学的勃发。“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更是证明到了唐代，江南已经由避祸之地变成了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

　　魏晋南北朝时，“衣冠南渡”自然是被迫行为。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一过程也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兴发，相对稳定的江南成为促进中华文明传播与民族大融合的重要之地。

　　03 京杭大运河：南北相连大一统的钥匙

　　江南地区可以因地理、人口而富庶，但要成为经济中心，还要有便于商贸的运输条件。而人类从古迄今最重要、最经济且运量最大的运输方式之一，就是水运。

　　宋代以后，杭州逐渐成为中国经济中心，持续千年之久。这不仅是依托江南的富庶丰饶，更是源于其作为京杭大运河起点的区位优势。直到近代太平天国截断漕运，加之海运兴起、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等因素，上海才逐渐取代杭州的经济中心地位。

　　早在春秋时期，吴国为北上伐齐，开凿了邗沟，成为京杭大运河最早的雏形。到了隋朝，隋炀帝对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扩修和改建，使其贯通并连接洛阳与涿郡（今北京）。元代翻修时，弃洛阳而取直至北京，由此奠定了今天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

　　▲京杭大运河全程（上图）和清代《京杭运河全图》局部（下图）。后者系清朝河道官员实地绘制并进呈的京杭运河形势图。（图片来源：中国测绘学会微信公众号）

　　经济中心在南方，是由其地理物候所决定的。而北方则因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成为众多王朝建都的地方。相比之下，华北地区的物产不如江南地区丰富，因此把南方物资运到北方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需求。元明清时期，大一统局面得到巩固和加强，这使得国家更加依赖大运河来贯通南北，实现物资的调配和流通。

　　调配物资之余，京杭大运河还发挥着另一重要作用——平抑物价。中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差异显著。在同一年份，有些地区可能会因丰收而谷贱伤农，而另一些地区则可能因自然灾害而面临粮食短缺。这时，政府就会通过漕运来调配全国的粮食资源，从而平抑物价，赈济灾民。

　　京杭大运河自杭州始，途经江苏、山东、天津、河北等省市，沟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滋养出一串如苏州、扬州这样的繁华城镇，更是在北端“结”出了一个物华天宝的北京城。人们沿着运河来往交通，文化碰撞融合，使中国南北跨越地理阻隔，紧密相连。

　　▲位于北京通州的张家湾一带，自元朝起就是京杭大运河上的漕运枢纽。《红楼梦》中林黛玉弃舟登岸的地方，大致就在今天的张家湾。图为张家湾镇通运桥上运粮的历史车辙。（图片来源：央广网）

　　▲《红楼梦》中的饮食起居引入不少南方物品，像糟鹅掌鸭信这样的淮扬菜系也经常出现在贾府的餐桌。这就是运河交通带来的生活上的南北融通。（图片来源：央广网）

　　曹雪芹的《红楼梦》，故事是从苏州开始的，而主体故事的发生地却着落在北京。贾雨村多次往返在运河之上，林黛玉进京、回南方葬父再回到北京贾府，南北往返走的都是运河。运河上的行船在贾宝玉的眼中，就是接林黛玉回南方的工具。因为怕失去林妹妹，贾宝玉是连摆在房里的船只模型都不忍直视。

　　可以说，曹雪芹借力运河构建的地理空间，呈现出了南北文化在流动中的差异与融合。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自古以来大一统思想观念的深刻体现，同时也是庞大农业社会的重要命脉。它对于维护和巩固国家的大一统局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4 衢州南孔：天下一家的文化样本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孔子第48代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率族人，奉孔子木像南渡，翌年被赐家衢州，敕建孔氏家庙。自此，孔氏大宗在衢州繁衍生息，至今已近千年。这就是浙江省衢州市南孔文化的起源。

　　元文宗曾问周围汉臣：“你们汉人为何立儒家为国教，而远离如此华贵的佛学？”对此，一位名叫陆春的汉臣给出了相当精辟的回答：“佛教是金，道教是玉，而儒家是稻粮。人生可以没有金玉，却不能失去粮食。”

　　▲元文宗图帖睦尔，是元朝第八位皇帝，图为其画像。（资料图）

　　这正是儒学在中华文化中地位的体现，它看似简单直接，却深植于中国的生存结构之中，蕴含着深远的意义。

　　儒家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但在宋代以前，其学说体系并不十分完善。熟悉《论语》的人会发现，孔子往往以零散的方式探讨问题。真正让儒家思想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具有现代意义的“学问”，则是受“南孔文化”的影响。

　　南宋之初，孔氏家庙南迁到衢州后，必然与当地文化相互融合。儒家文化在吸收江南文化精髓的同时，也对江南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24年9月28日上午，孔子诞辰2575年祭祀典礼（上图）在浙江衢州孔氏南宗家庙（下图）举行。（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南宋理学家中，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四人就受“南孔文化”影响颇深。就地缘而言，朱氏所在婺源、吕氏所在金华、陆氏所在抚州分别在衢州东西两翼。他们也经常来往衢州，与孔子族人交往，尤其是朱熹曾经为孔氏后裔考证谱牒。可以说，理学的发生与南孔文化密不可分。

　　理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理一分殊”，即认为天地间存在一个普遍的“理”，而这个“理”又能在万事万物之中得以体现。这一命题改变了过去儒家散点式的讨论方法，使儒学更加系统化。儒家转化为儒学，是在南孔文化的深刻影响下逐步完成的。

　　▲衢州实景剧《东南阙里》，光影流转水亭门城墙下再现了多年前孔子第48代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及孔门族长携孔氏大宗扈跸南渡、寓居衢州的历史场景。（图片来源：中国网）

　　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致中国·衢州国际孔子文化节和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贺信”中指出: “儒学思想作为人类文化的瑰宝，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衢州素有‘东南阙里、南孔圣地’之美誉，是孔氏南孔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在浙江的历史文脉传承中具有独特优势。”

　　人们通常拥有两个故乡：一个是地理的，一个是精神的。地理上的故乡有明确的坐标和边界，而精神上的故乡则流淌在人们的记忆和情感之中。即使未曾亲临，画舫、烟雨、湖泊、丝绸、荷莲、园林、水墨、小桥流水等江南的标志性符号，早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江南，因而成为很多中国人的精神故乡。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这些记忆，在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的东方美学盛宴中被定格。上图为“大莲花”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外观；下图为开幕式节目之一《西湖莲开》。（图片来源：新华网）

　　作为江南文化的主体之一，浙江孕育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符号。从陆游到赵孟頫，从竺可桢到钱学森，从秋瑾在绍兴英勇就义到红船从嘉兴起航……浙江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也是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源泉。

　　如今，浙江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野下，浙江天下一家、包容万象的中华文化品格，显得尤为宝贵。

　　江南好，在这里，在我们记忆里，在文化传承里。能不忆江南？谁不更爱江南？

　　监制 | 闫   永  肖静芳

　　审核 | 清   风

　　统筹 | 王彦龙

　　责编 | 许玲玉

　　制作 | 郭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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