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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中华”近日发表文章《黑水营血战：从死地到生门》，有些读者在后台留言，对其中说书人给清军讲岳飞故事表示不解，认为满族的先祖是女真人，清军怎么会爱听这样的故事呢？

　　这个逻辑听上去好像是比较矛盾，但历史就是这样。不光清军的官兵崇拜岳飞，就连清朝皇帝也将岳飞摆在极高的位置。

　　今天“道中华”特发文章，系统梳理历代对岳飞评价的演变轨迹，借以追思这位“千古忠魂”。

　　▲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图片来源：《河南日报》官方微博）

　　（一）从平反昭雪到立庙祭祀

　　岳飞去世后二十年，刚刚继位的宋孝宗于当年（1162年）宣布为岳飞平反，平反的诏书是官方首次对岳飞的正面定调。

　　诏书不仅肯定了岳飞的军事才能，还表彰其爱民作风。诏书中还借太上皇赵构之口表达对这位忠臣的怀念。　　

　　八年后，宋孝宗应鄂州士民之请，为岳飞立忠烈庙。

　　宋淳熙五年（1178年），为岳飞定谥“武穆”。

　　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追封岳飞为“鄂王”。

　　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改岳飞谥号为“忠武”；景定二年（1261年），又增谥为“忠文王”。

　　▲岳飞画像。画中的岳飞身着皇帝赏赐功臣的蟒袍。（图片来源：长江日报）

　　宋代对岳飞的追封仅仅是开始。元朝建立后，岳飞的政治地位比宋朝又有提高。

　　至正九年（1349年），元顺帝下诏在岳飞原有谥号“武穆”前加“保义”以示尊重。

　　同时，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元朝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官吏，皆将岳飞视作忠义之士加以推崇。　　

　　▲河南汤阴岳飞庙，始建时间无考，今址是明景泰元年（1450年）重建。（图片来源：大河报微博视频号）

　　入明之后，岳飞地位进一步提高。朱元璋将岳飞誉为历代三十七位名臣之一，并下令使岳飞配享太庙。

　　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封岳飞为“宋少保鄂国武穆王”，规定每岁岳飞忌日为十二月二十九日，并派遣官员致祭杭州岳王庙。此举标志着岳飞从民间崇拜升格为国家祭祀符号。

　　明宣宗朱瞻基则对岳飞作出全面界定，诗曰：“南宋推四将，岳飞为第一。”　

　　▲杭州岳飞庙。（图片来源：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资讯网）

　　清朝建立后，顺治、康熙、雍正三帝都曾重修杭州岳庙和岳飞墓。康熙六十年（1721年），将岳飞从祀历代帝王庙。乾隆曾撰写《岳武穆论》，给予岳飞高度评价，并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亲往汤阴岳飞庙祭奠。

　　乾隆对岳飞的推崇，既是对其历史功绩的肯定，也蕴含着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考量。

　　（二）历代史书中的岳飞

　　“文武全器，仁智并施”

　　岳飞蒙冤被害后，由于秦桧把持朝政，监修国史，有关岳飞的史籍便遭篡改，将岳飞塑造为“指斥乘舆”的“跋扈武将”形象，严重影响后人对岳飞真实形象的了解。

　　那么后世是如何了解到岳飞“精忠报国”的事迹和精神呢？

　　主要是当时的史官并未皆屈从于秦桧一党，如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中便记载岳家军“行军所至，秋毫无犯，民不知兵”。

　　正是在这些史家的努力下，岳飞后代岳霖、岳柯方得以在嘉泰三年（1203年）完成《鄂王行实编年》，岳飞精忠报国的一生得以在史书中呈现。

　　▲“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岳家军。（AI制图）

　　岳飞得到平反后，世人开始了解到他的真实形象。

　　《金佗粹编》记载：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称赞岳飞的带兵能力是韩世忠等名将所无法企及的。杨万里、赵汝愚等也将岳飞、韩世忠并举为名将。

　　即便在金朝，金章宗也称赞他“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这种来自对手的认可，充分凸显了岳飞非凡的军事才能和个人魅力。

　　宋代以降，史书中逐步构建起一个对于岳飞的完整的史学评价体系。

　　元代，由脱脱领衔修撰的《宋史》便高度赞扬了岳飞文武双全、仁义与智谋兼具的卓越才能，同时也对岳飞被害表示极大的惋惜。

　　脱脱率领的修史团队对岳飞达成了“文武全器，仁智并施”的共识性评价，这种跨越民族界限的历史认同极为罕见。

　　▲《宋史》书影。（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博物馆）　

　　明清两代，岳飞“文武全器，仁智并施”的形象，成为史书中的一致性评价。《明太祖实录》记载：“帝观《宋史》至岳飞事，慨然叹曰：‘纯臣不可得也！’”

　　乾隆帝在对史书《通鉴辑览》的批注中，评价岳飞“锐意恢复，假使竟其设施，未必无成。”

　　四库馆臣在《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中，更将史可法等明末忠臣比附岳飞，构建起跨朝代的忠义谱系。

　　（三）代代传颂的岳武穆

　　从宋元至明清，诗词、戏曲中有关岳飞的评价皆为歌颂忠良、抨击奸邪。

　　关于岳飞的文学评价，从宋元时期歌颂岳飞之忠勇，上升为明清时期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其演进轨迹折射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进程。

　　据《宋元明清咏岳飞广辑》统计，南宋至清代的咏岳诗作多达2500余首。其中宋元时期作品以“忠烈”为基调，构建起“精忠报国—奸佞构陷—千古奇冤”的叙事范式。

　　▲岳飞作战图。（AI制图）

　　入元以后，咏岳诗在继承宋人悲凉基调的同时，已开始突破君臣伦理框架，展现出对历史复杂性的深层思考。诗人张宪在《岳鄂王歌》中甚至设想岳飞在收到班师诏书时辞不受命，先直捣黄龙，再拜表请罪，表达出收复中原的豪情与意志。

　　明代，咏岳诗篇激增至近900首，标志着岳飞形象完成了从“赵宋忠臣”到“华夏英烈”的质变。

　　官方与民间都以各自的方式对岳飞表达敬意与凭吊，这种双重建构在清朝达到顶峰，仅乾隆皇帝一人便连作九首咏岳诗，在《岳武穆墓》中乾隆皇帝写道：

　　读史常思忠孝诚，重瞻宰树拱佳城。

　　莫须有狱何须恨，义所重人死所轻。

　　梓里秋风还忆昨，石门古月增如生。

　　夜台犹切偏安愤，想对余杭气未平。

　　此诗前半部分赞扬岳飞精忠报国的一生，后半部分指责宋高宗君臣苟且偏安。

　　统计显示，清代近1500首咏岳诗中，少数民族诗人作品占比达17%。比如，蒙古族人法式善就曾写下“红罗帜上岳字标，精忠之气砚宁销”的诗句。这充分显示，岳飞最终成为各民族共同尊奉的对象。

　　从宋元至明清，以岳飞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贯穿着一个主题词，那就是“精忠”。

　　▲杭州岳王庙岳母刺字雕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然而考诸史籍，岳飞背刺为“尽忠报国”，而“精忠”实为宋高宗赐旗之语。

　　在明代以前，“精忠”与“尽忠”二者并行不悖，各有其专属含义。

　　“尽忠”体现岳飞的理想抱负，是岳飞自身的价值目标；“精忠”是外部世界对岳飞价值的肯定，更易转化为超越朝代更迭的文化符号。

　　明代以降，“精忠”逐渐取代“尽忠”，成为主流表述，从《精忠旗》杂剧到《说岳全传》，文学作品通过反复强化“精忠”意象，最终使之升华为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精神纽带之一。

　　（四）民间评价

　　当年，岳飞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天下闻者无不垂涕”。这种集体悲痛催生了最早的民间纪念活动。

　　▲百姓祭祀岳飞，香火不断。（AI制图）

　　值得注意的是，民众的哀悼并非单纯的情感宣泄，而是通过“绘像立祀”构建起新的记忆场域。百姓不仅自发在家中开展纪念岳飞的活动，还通过立庙奉祀的形式传承岳飞精神。

　　据《湖北转运司立庙牒》记载，岳飞去世后，邦人十有八九都为他画像祭祀。类似记载在史书中屡见不鲜。

　　由此可见，民间已将岳飞由一名抗金名将，逐渐转化为一种信仰，将其视作守护神加以供奉。

　　这种民间的自发纪念在宋元以后演变为制度化的信仰体系。在岳飞长期驻节的鄂州、死难的杭州和出生地汤阴都建有规模宏大的岳飞庙，崇信岳飞的民众似乎要与岳飞拥有共同的历史和精神。

　　宋理宗将岳飞立为土地神；明王朝先后加封岳飞为“靖魔大帝”等道教化封号；清代杭州在岳庙设关岳并祀殿；台湾鹿港奉其为主神的敕建庙宇。这些都体现了岳飞由人向神的转变。

　　▲岳飞雕塑。（图片来源：大河报微博视频号）

　　纵观岳飞评价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历代统治者对岳飞的推崇，既是对历史人物的尊重，也包含着维护多民族国家统治秩序的现实考量。

　　政府褒扬，加之史家评价、文学宣传、民间尊崇，使得岳飞成为中华民族英雄，发挥了凝聚中华儿女的作用，进而又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在面对外国列强入侵时，各民族爱国儿女在岳飞“精忠报国”精神影响下，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尊严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使岳飞精神更加具有了超越时空、超越地域、超越民族的永恒价值。

　　（作者简介：陈俊达，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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