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丝绸之路上的新疆因中原蚕桑和丝织技术的传入，逐渐成为西域的重要丝绸产地。元初，松江府人黄道婆在海南崖州学习掌握了黎族的纺棉织布技术，并传到松江地区，引发了内地的棉纺织工艺革新。
正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大交融”单元，《工艺互鉴》展区的服饰、纺织工具等文物，讲述着各民族因生产生活的现实需求，在不同经济形态间频繁交往，逐渐凝结成中华民族重要物质纽带的生动故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大交融”单元《工艺互鉴》展区。（民族画报记者 赵利、郑英 摄；焦翊丹 摄）
《礼记·王制》记载 ：“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中原地区以农耕经济为主，其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在东亚大陆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在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医药以及包括服饰在内的手工业等诸多方面影响着周边各地区各民族。与此同时，周边地区也为中原输送大量文化“血液”和营养。
我国是丝绸的发源地，早有黄帝元妃嫘祖西陵氏始教民养蚕制丝的传说。1978年，位于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发现6900年前刻有四条蚕纹的象牙盅和纺织工具；1984年，位于河南荥阳的仰韶文化遗址发现距今5500年的平纹绢和浅绛色罗。
古蜀有蚕丛氏，其是蜀山氏的直系后代和蚕桑业的传承者。“蚕丛”这个称呼可以表明，古蜀人应当属于最早养蚕织丝的部落之一，巴蜀是最早的桑蚕丝绸业发祥地之一。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可见，夏禹王时期诸帮首领觐见朝拜所持贡品便有来自巴、蜀的丝帛。
蜀锦兴于春秋战国时期，汉唐时期处于当时纺织手工业的最高水平，对世界纺织史产生过重要影响。据《后汉书·公孙述传》记载：“蜀地沃野千里……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在秦汉三国时期，蜀锦就已走出蜀地，进入周边地区，为各民族所用。
1995年，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古墓出土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蜀锦护臂。这条色彩绚丽的护臂上，汉代典型的云气纹、茱萸纹、鸟兽纹、日月纹与文字流畅穿插，“五星出东方利中国”8个汉字错落有致、意蕴深刻，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唐朝经济繁荣，蜀锦生产也进入鼎盛时期，其技术精湛被誉为“天下母锦”，产品远销日本、中亚等地。朝廷曾令成都织锦工人每年织造200件锦袍进贡，再赏赐到吐蕃，直到如今西藏等地的传统藏族服饰还喜欢沿用蜀锦为材。唐太宗时期，益州（今成都）窦师伦设计的“陵阳公样”蜀锦纹样也深受欢迎。
唐朝贞观年间，吐蕃王朝第33任赞普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进藏。公主带着丰厚的嫁妆，除了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还将中原的谷物、果品、蔬菜、树木的种子以及医药、工程技术、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书籍和大批匠人带入吐蕃。这其中，当然少不了精美的大唐服饰。
在位于丝绸之路中转站青海都兰的热水墓群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服饰文物，还有专门放置服饰的房屋，其中仅丝织品和皮革残片就多达863片。其品类多样，既有精美的蜀锦，也有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等民族的织物；不少织物的图纹样式、工艺风格不仅颇具中原文化元素，还带有明显的中亚文化特征。
在海南岛，黎族人民很早就开始使用棉花进行纺织，其工艺水平曾一度遥遥领先。著名的纺织家黄道婆在海南生活的几十年中向黎族妇女学习了纺织技术，并在元朝元贞年间返回江南故乡，教乡人改进纺织工具，制造出擀、弹、纺、织等专用机具，织成各种花纹的棉织品。
在她的带领下，松江一带成为当时全国的棉织业中心，经数百年之久而不衰。黄道婆学习和改进黎族的棉纺织工艺、传播先进的纺织技术，促进了我国棉纺织业的快速发展，柔软耐用、价廉物美的棉布逐渐取代麻和丝织物，成为百姓主要的服用面料。
宋代文豪苏东坡被贬海南儋州三年间，开学堂、讲礼学、兴教化，掀起传播中原文化的热潮。在海南美孚方言黎族传统的头帕上，不仅体现了高超的刺绣工艺，还以回环诗的形式绣有汉语的诗词格言。
5000多年来，中华大地上各民族服饰工艺的传播交流、融合发展持续而广泛，彼此交融、兼容并蓄，共同谱写了衣冠华夏的绚丽篇章。
（文字内容由《中国民族》杂志提供，作者：王羿，北京服装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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