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物见史，以小观大。一颗葡萄的流传史，也能读出一个时代的芳华与自信、不同文明的共享与汇融。
穿越千年的历史长河，当地中海中心的罗马人正陶醉于他们称之为“赛里斯”（拉丁文Seres，即中国）的丝绸时，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人也沉湎于“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芬芳之中。葡萄的东渐，不仅使以葡萄为名片的西方物质文化踏上第一波“全球化”的浪潮，更成为古代东西方精神文明对话落地的载体。而由此产生的丝绸之路与其对人类文明演进过程的深远影响，至今余音不息。
“葡萄何来自西极，枝蔓连云引千尺”：
张骞的使团与葡萄东传
葡萄，中国古书也称“蒲陶”“蒲桃”“蒲萄”等，是标准的殊方之物。汉张骞通西域时，见到大宛（约在今费尔干纳盆地）“以蒲陶为酒……俗嗜酒，马嗜苜蓿”，于是汉朝使者取葡萄和苜蓿种子带回中原，从此中原扎下葡萄的藤蔓。司马迁记载，汉武帝为了招待使者和喂养马匹，特别在离宫旁尽种葡萄和苜蓿，一望无际。唐诗“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描述的就是这一佳话。到三国时期，魏文帝更是称赞葡萄“甘而不饴，酸而不脆”，葡萄进入寻常人家的生活，极大丰富了中原人的饮食文化。
唐代时，人们对葡萄的喜爱，蔓延到各种以葡萄为装饰的器物中。瑞兽葡萄纹铜镜，为唐时流行的最具特色的新镜类之一。八出葵花形，镜背贴一金壳，陕西西安马家沟村出土的金背瑞兽葡萄纹铜镜可谓该类镜形中的尚品，将中国传统的瑞兽纹饰和从西方传入的葡萄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兽之奔跃，禽之飞舞，创造出活泼、开放、富于变化和具有神秘色彩的装饰图案。据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曾赏赐臣子高季辅金背镜，“以表其清鉴”。
▲西安博物院藏唐代金背瑞兽葡萄纹铜镜。
随后，葡萄纹饰遍地开花，渗透到银碗、瓷器、绘画、雕刻、织造品等方方面面，并带有明显的“中国化”特色。宋代林椿的《葡萄草虫图》“极写生之妙”，取葡萄累累垂挂之局部，树枝藤蔓间伏有蜻蜓、螳螂、蝈蝈等昆虫，赋色淡雅，以中国古代特有的团扇小品画的形式尽显精微之处，给人以甜美丰实的精神享受。明清时期将葡萄纹饰与斗彩、青花瓷相结合，充分借鉴中国水墨画的笔墨意韵，创造出极具东方典雅气质的葡萄纹饰瓷器，并衍生出子孙绵长、吉祥如意的祈福寓意。
葡萄沿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东传，扩宽了其本身的价值，以更丰富的形式为我国古代人民的生活增姿添色，同时以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方式表现出来。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代林椿画作《葡萄虫草图》。
“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
葡萄酒文化的东方印象
伴随着葡萄的传入，葡萄酒及其酿酒技术也逐渐在中原地区流行开来。起初，葡萄酒作为一种珍稀的舶来品，只在权贵阶层中享用。宋代笔记小说《南部新书》丙卷记载，“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葡萄种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损益之，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唐太宗攻下位于丝绸之路要道的高昌国之后，不仅将高昌的8种葡萄酿酒法带回中原推广，并亲自参与酿酒，令赐群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太宗的影响下，葡萄酒开始风靡长安城，成为文人雅士在宴会上纵情赋诗时的钟爱之物。
唐代文学家刘禹锡曾作诗赞美葡萄酒：“我本是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尽日饮不足”。一时间，饮葡萄美酒，赏胡姬乐章，颂饮酒之诗，歌窈窕之章，成为唐代文人雅士生活一道亮丽的风景。
品酒少不了各类精致的酒器。唐永泰公主墓的前墓室东壁，绘有一个手捧波斯风格高足杯的侍女，此类高足杯在西方通常用于盛放葡萄酒。而在整个永泰公主墓的壁画中，类似的高足杯出现了3次，足以证明葡萄酒在唐代贵族中的流行。
▲唐代永泰公主墓壁画中绘有手捧波斯风格高足杯的侍女。
高足杯由杯体、杯盘和细长高足3部分组成，杯体多为敞口、圆唇、筒形腹。腹下为一托盘与杯体相连，形制与今天的高脚杯十分相似。伴随着丝路商人的频繁互动，原本沿线各国独立的贸易体系也因丝路的开通而有效地连为一体，萨珊波斯乃至拜占庭风格的高足酒器输入中国。今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葡萄藤纹鎏金铜高足杯属于典型的萨珊波斯王朝风格。杯外饰卷枝葡萄，枝繁果密，藤上小鸟啁啾，藤间有童子嬉闹。杯上所绘童子收获葡萄的题材是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0—前30年）的艺术表现形式，与中亚巴克特里亚地区的酒神节风俗息息相关。
东西方之间的交往是逐层递进的，始于葡萄酒和高足杯的物质文明交流，进而触及精神文化层面的互动。与葡萄酒相关的艺术形式、神话体系和宗教崇拜等希腊罗马文化因素也得以沿着葡萄藤抵达中华大地。隋代的酒神图驼囊陶骆驼是希腊罗马文明传入中国的实物例证。骆驼昂首嘶鸣，背上有伏囊，伏囊上刻画着3人，其中一人呈酣醉状态，是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形象。狄奥尼索斯在罗马神话中又名巴克斯，是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的保护神，是最受古代希腊罗马平民欢迎和崇拜的神祇之一。在古代希腊罗马的雕塑绘画中，狄奥尼索斯常与葡萄枝叶果实一同出现。
▲陕西考古博物馆藏隋代酒神图驼囊陶骆驼。
▲山西博物院藏北魏葡萄藤纹鎏金铜高足杯。
因此，丝绸与葡萄，赛里斯与大秦（罗马帝国），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交换，也是精神文化的传播，同时也是文明的互动与对话。驼铃悠扬的古代丝路不仅是穿梭于欧亚世界的商贸之路，也是一条流播华风的“寰宇交融之路”。无问东西，只求真实。当人们跋山涉水、远赴异乡，见证陌生中的熟悉与亲切时，便会油然而生“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共生之感。
“蒲萄四时芳醇，琉璃千钟旧宾”：
丝绸之路上的琉璃贸易与文明互鉴
“葡萄美酒夜光杯”中的夜光杯，由采自祁连山的墨玉经20道工序打磨制成，其杯壁薄如蝉翼，通体晶莹透亮，夜间自然发光，自古就是名贵酒器。汉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一种与之相似但材质更为轻盈、色彩更为斑斓的器皿——琉璃（即玻璃）杯，不断从西方传入中国，琉璃制品一时如丝绸在罗马一般成为当时中国的“奢侈品”，备受追捧。
玻璃并非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早在西周时期，中国人就已掌握玻璃制造工艺，即古人所称的“琉璃”。东周时期，出现了极具特色的蜻蜓眼琉璃珠。蜻蜓眼是指具有同心圆类特征纹饰的镶嵌琉璃珠，即在球的球面中心镶嵌白色同心圆，圆内有蓝色圆球凸出，形似蜻蜓眼状，故名之。但由于受原料的限制、主流文化的影响，整体来讲，汉代之前我国的琉璃制造工艺并不发达。
▲甘肃省博物馆藏战国蜻蜓眼琉璃珠。
随着丝绸之路的贸易频繁互通，大量来自波斯、阿拉伯和东罗马的琉璃用品传入中国，并激发了我国琉璃制造技术的日趋成熟。唐僖宗于公元874年供奉佛祖的多件琉璃制品，得以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保存下来。其中一件盘口细颈贴塑淡黄色琉璃瓶，器形精美，纹饰华丽。整器呈黄色透明状，无模吹制成型，以熔融玻璃条堆塑瓶体、冷却后自然粘贴的方法装饰外壁。这种琉璃吹制技术及热加工装饰工艺在罗马帝国时期出现，后经阿拉伯和中亚玻璃工匠传承和发展。该琉璃瓶也兼具古罗马、萨珊波斯和早期伊斯兰文化的多元风格。
▲法门寺博物馆藏唐代盘口细颈贴塑淡黄色琉璃瓶。
由于琉璃需求量的持续上涨，域外工匠将琉璃原材料和先进技术带入中国，唐朝人开始自己生产琉璃器皿。在丝路贸易与西域工匠的影响下，除了磨铸技法之外，我国工匠也掌握了琉璃吹制技术，琉璃产品更加纯净透明，生产工艺获得长足发展，并且注入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和本土化特点。因此，琉璃的贸易与传播，透析出东西交流在器物、技法、思想等层次的脉络和文化内涵。
见微知著，酌古准今。1000多年前的欧亚大陆上，蕴藏着“美在通途，行久致远”的文化生命力，而兼收并蓄、锐意创新、美美与共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文明密码。文明的对话，在丝路这条穿越古今的大道上，仍将不断书写。
（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报》2023年6月20日，图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提供。作者：吉嘉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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