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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名称：青铜纵目面具

　　年  代：商代（距今约3200年）

　　体  量：两耳间距138厘米，通高66厘米

　　出土地点：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

　　收藏单位：三星堆博物馆

　　神秘奇谲而令人惊叹的三星堆文明，其主人是谁？铸造技术如此高超的青铜文明又来自哪里？

　　这件有“千里眼”“顺风耳”之誉的青铜面具，不仅承载了三星堆文化辉煌的青铜文明，而且揭示了其与中原夏商文明的内在关联。

　　震惊世界的发现

　　1929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一个叫燕道诚的四川广汉农民，像往常一样带着儿子在田地里干活，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石洞地窖，里面保存着三百多件大大小小的玉器。从此，一个沉睡数千年的文明，开始渐渐醒来。

　　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V·H·Donnithorne)敏锐地发现这些玉器的不同寻常，并将此事告知了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DavidC·Graham)。1934年春，葛维汉组建考古队，在广汉县县长罗雨苍的主持下，开展了对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这次发掘成果极为丰硕，出土了大量造型奇特的遗存，但现场的考古学家们却完全无法理解他们所看到的这些东西。此后，抗战爆发，三星堆考古工作长期停滞。

　　▲三星堆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现场。（图片来源：澎湃新闻网）

　　新中国成立后，三星堆考古工作重启。20世纪80年代，三星堆发掘取得重大进展，出土上千件珍贵文物，其中有世界上最早、体型最大的青铜神树；有世界上最早的象征王权与神权的金杖；有“铜像之王”称号的青铜大立人像……这些文物一经现世，便震惊了世界。

　　▲三星堆遗址出土象征王者之器的金杖。（中国网发 栗卫斌 摄）

　　▲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立人像。（中新网发 王磊 摄）

　　2020年以来，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再启，再度取得重大突破。六个祭祀坑共出土文物近13000件，其中有黄金面具、神树纹玉琮、龟背形网格状器、铜顶璋龙形饰、铜神坛、铜巨型神兽等，一个个匪夷所思的发现，一次次轰动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考古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在3号“祭祀坑”内工作。（图片来源：人民日报微博）

　　▲三星堆2号坑研究性复原的青铜神坛。（图片来源：四川日报）

　　▲三星堆出土鸟足曲身顶尊神像。（新华社发 鲁海子 摄）

　　三星堆的出土文物表明，这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文明。但令人不解的是，瀚如烟海的中华史料文献，为何未曾记载这个长江流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三星堆的主人是谁？

　　这件青铜大面具，型体硕大，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千里眼”、“顺风耳”。它面带神秘微笑的面孔上，有两只柱状的、向外突出的眼球。

　　面对这件奇怪的青铜面具，人们似乎猛然意识到：三星堆不是没有记载，而是以往的历史学家们往往没有把那些记载作为正史，而只是当作了志怪传说。比如，东晋史学家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蜀志》，其中有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这件青铜大面具，不就是“纵目”之象吗？

　　三星堆的发现让考古学家们重新审视那些记录在文献中的传说故事。那么三星堆文化的主人，就是以蚕丛为代表的古蜀国吗？而“古蜀国”从何而来？究竟存在了多久？它与中原王朝是什么关系？

　　三星堆考古发掘的过程，就是一个探索与解谜的过程。事实上，近三十年来持续积累的考古成果，让举世瞩目的三星堆之谜已经初步得到了破解。

　　从三星堆遗址的年代来看，可以划分为四期：

　　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4800——4000年，属宝墩文化范畴，为本地文化类型；

　　三星堆二期文化，距今4000——3600年，大致与夏朝年代相始终，有明显的外来文化因素传入，包含了二里头文化因素，如陶盉、高柄豆以及铜牌饰等；

　　三星堆三期文化，距今3600——3200年，对应于中原的商朝时期，开始大量出现青铜器，明显受商代青铜器制作技艺的影响；

　　三星堆四期文化，距今3200——2600年，属十二桥文化，与金沙文化存在的时间及文化特征类似。

　　关于三星堆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揭示。比如，从神奇的青铜神树看。这件高近4米，重量近800公斤的青铜神树，全树有三层树枝，每层三根，每根树枝上都栖息着1只金乌，一共9只，如果加上遗失的树顶金乌，合计应有10只。在中国古代广为流传的“后羿射日”传说中，天上有10个太阳，后羿射下9个，那么，这棵青铜神树是否正是《山海经》中记载的“金乌扶桑”——日出日落时太阳栖息的“建木”或“若木”？

　　▲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神树。（中国网发 栗卫斌 摄）

　　三星堆还发现了大量牙璋。牙璋正是夏朝最核心的礼器——玄圭。作为中原礼器最重要的一个类别，牙璋随着中原文化的发展、礼制礼器的变化而逐渐消失，但它却在古蜀文化中继承并保留了下来。

　　三星堆青铜器中还出现了尊、罍，这些器物也是中原地区殷商时代的典型礼器，它们异常清晰地显示出三星堆对中原文化因素的吸纳。

　　2012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考古实验室在分析三星堆青铜器皿时，发现了其内含的一种不同寻常的元素——具有放射性的铅的同位素，称之为“异常铅”。考古工作者比对金沙遗址、汉中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却没有发现这种元素。然而这种特殊的放射性元素却在江西吴城出土的青铜器中发现了。有意思的是，就在吴城青铜器遗址旁，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座规模巨大、设施齐全的古代铜矿遗址；在矿藏的炼渣中，考古学家同样发现了“异常铅”。

　　种种研究成果，逐渐清晰地揭示出了三星堆与当时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联系。

　　正在逐渐解开的三星堆之谜

　　震惊世界的三星堆之谜，仍在探索与解答之中。显然，三星堆的发现，再次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成果——中华文明多元起源说。中华文明的起源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而三星堆文明正是在此格局下的富有特色的次级文明。在中华文明的孕育发展过程中，这一篇极其奇谲瑰丽的华彩篇章，最后也融进了中华文明的宏大交响中。

　　（文章编自：四川民族出版社《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

　　作者简介：

　　郑茜，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近年来主持“‘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表征体系研究”“民族文物价值体系建构研究”等课题，提出“中国博物馆人类学”学科建设构想并构建研究平台，引进并主编“博物馆人类学经典译丛”。

　　周玉州，中国民族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目前主要从事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实证及相关展陈研究工作。

　　监制｜顾群 杨新华

　　统筹｜刘佳 康坤全

　　采写｜郑茜 周玉州

　　审稿｜郭家翔

　　制作｜寇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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