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可助兴，可排忧，亦能壮胆，缓解疲劳，祛湿驱寒，且味道醇美、回味无穷，汉代称酒为“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汉书·食货志》），因其独特魅力，酒自诞生至今一直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纷争不已，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朝不保夕。许多人深感生命短暂、世事无常，或饮酒消愁，或以酒放纵，或借酒避世。“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成为这一时期许多文人名士的共识。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正是此中典型。
酒风之盛
“竹林七贤”是魏晋名士的代表，包括阮籍、嵇康、刘伶、向秀、阮咸、山涛、王戎七人。“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七贤”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的对象显然非酒莫属，七人好饮、能饮，尤以阮籍、刘伶、阮咸、山涛更甚。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荣启期、阮咸、刘伶、向秀）
《晋书·阮籍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司马昭）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阮籍为避免卷入纷争，连醉六十天以躲避司马昭求结姻亲，又得知步兵厨营善酿酒，藏有美酒三百斛，因此求作步兵校尉一职，以方便饮用。“酒仙”刘伶经常携酒出游，走一路喝一路，让仆人扛着锄头跟随，吩咐“死便埋我”，自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一斛尽兴，五斗只能稍解酒瘾。阮咸的狂放不羁亦体现在饮酒方式上。他曾直接用大盆喝酒，有小猪过来抢酒也不驱逐，而是人畜共饮，当真与众不同。山涛酒量很大，能饮酒八斗，并及时止饮。
文献中关于“竹林七贤”嗜酒好饮的记载在考古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内容中可以得到证实。“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1960年出土于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墓，壁画分为两个画面，分列墓室南北两壁，每幅画面均由150余块模印画像砖拼砌而成。北壁由外向内依次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南壁由外向内依次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人物之间以树木相隔，旁有榜题标注姓名。荣启期是春秋时期的高士，或因对称的需要而被嫁接其中，其余七人正是“竹林七贤”。八人皆席地而坐，弹琴饮酒，长啸沉思，神态各异，其中刘伶、阮籍、山涛、王戎或身前置酒，或手持酒杯，一副酒至酣处、慵懒闲适的景象。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嵇康、阮籍、山涛、王戎）
六朝社会酒风盛行，名士饮酒好酒，神仙似乎也与时俱进。萧梁临汝侯萧猷，为吴兴郡太守时，“性倜傥，与楚王庙神交，饮至一斛。每祀，尽欢极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祷必从。后为益州刺史，侍中，中护军。时江阳人齐苟儿反，众十万攻州城，猷兵粮俱尽，人有异心。乃遥祷请救。……俄有数百骑如风，一骑过请饮，田老问为谁，曰：‘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是日，猷大破苟儿”。（《南史·梁宗室上》）吴地楚庙之神好酒，经常酒后上岗，面带醉容，有求必应，而且出动数百神兵长途奔袭为酒友解困，颇重酒情。
惊人酒量
六朝时人们不仅好饮且酒量惊人，如前述山涛能饮酒八斗；刘伶自称“一饮一斛，五斗解酲”；东晋名臣周顗“在中朝时，能饮酒一石，及过江，虽日醉，每称无对”；刘宋吴兴太守沈文季“饮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锡女，饮酒亦至三斗”；南齐都仓尚书孔稚珪“饮酒七八斗”；萧梁平西将军邓元起“性本能饮酒，至一斛不乱”；陈后主“与其子弟日饮一石”。
斛、石、斗是古代容量单位，斛与石相同，1斛（石）等于10斗，1斗等于10升。魏晋南北朝时期度量衡变换较大，取东汉魏晋时期容器标准，一升约合今200毫升，则1斗酒为2000毫升（2升），重约4斤。当时人饮酒动辄三斗（12斤）、五斗（20斤）、八斗（32斤）、一斛（40斤），便是喝水也难到此量。但众所周知，古往今来对于他人酒量的转述从来都是虚虚实实，就高不就低，上述记载固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张成分，但同时也反映出当时酒精度数普遍偏低。
中国古代的酒大致可分为三类，自然发酵的果酒、谷物酿造酒和蒸馏酒，其中果酒和谷物酿造酒出现较早，酒精度数偏低，蒸馏酒是以蒸馏工艺制取的酒精度在40度以上的酒，因可以点燃，故称烧酒（因透明无色亦称白酒）。蒸馏器虽然在东汉时已经出现，然而蒸馏酒的制造技术大约至元代方始盛行。六朝时期人们饮用的酒多为谷物酿造的液态发酵酒，受酿酒工艺的制约，很难超越现代黄酒的酒精度（10—12度），大多度数偏低。形象一点对比的话，六朝时酒的酒精含量类似现在的啤酒或低度黄酒，在延长饮酒时间的情况下，一旦上下通透，即便是喝下十数斤酒也不为过。上述载入史册的能饮者，酒量“三斗”“五斗”“八斗”“一斛”不等，差异明显，这源于当时度量衡标准不一，另一方面也和酿酒工艺不同造成各地酒的品质和酒精度不同有关。
古人缺少精确的酒精测量方法，难以准确控制和标明酒的度数，酒的品质和度数不同造成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人们的酒量“各有长短”。《齐民要术》记述了9种酒曲和40余种酒的制作方法，酿酒原料包括粟米、秫米（黏性粟米）、黍米、糯米、粳米等。由于曲种、原料、处理方法和发酵工艺不同，酒的颜色、清浊、口感以及酒精度等必然有所差异，六朝时期南方地区出产的名酒多以出产地域为名，如长沙郡（今湖南衡阳）酃酒、岭南苍梧（今广西梧州）酒、京口（今江苏镇江）酒、乌程（今浙江湖州）箬下酒、山阴（今浙江绍兴）甜酒等。
鉴于酒水体积大、重量沉，不便长途运输，当时产销模式应以就近酿造、短途消耗为主，因而区域内的自产自销、庄园自酿自足，乃至普通百姓自家酿造的酒类就更数不胜数。这些产自各地、品种繁多、口感多样的酒类，经各种酒具的盛装，成为当时宴席上的主角。
饮酒器具
酒自酿造到饮用，均需要放置在不同的酒器当中。作为物质载体的酒器，不仅印证了酒文化的发展历程，也有助于我们还原当时的造酒过程和饮酒场景，按照功能可以将六朝时期的酒器分为贮酒器、盛酒器、分酒器和饮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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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酒器
贮酒器包括酿造和贮藏酒的大型容器，如瓮、缸等，《齐民要术》详列作曲制酒的方法，多次提及瓮是当时酿酒贮酒的主要器具，此类器物在两汉时期偶有发现。西汉中山王刘胜夫妇墓内出土33口大陶缸（刘胜墓16只、窦绾墓17只），出土时陶缸内壁仍有酒干后留下的痕迹，这些陶缸高66—76厘米，部分缸朱书“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黍酒十一石”“稻酒十一石”“甘醪十石”等字样。密县打虎亭汉墓东耳室南壁“酿酒备酒图”线刻画上栏的几案上摆着六个大酒瓮，亦为贮酒之器。
满城汉墓出土陶缸
密县打虎亭一号墓东耳室线刻画“酿酒备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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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酒器
盛酒器是从贮酒酒瓮至饮酒酒席之间过渡的酒器，六朝时期常见的有樽、扁壶、盘口壶、罐等。樽和扁壶在战国时已经出现，当时主要为漆器，六朝时期出现了青瓷樽和青瓷扁壶。樽是饮酒时不可缺少的盛酒器，《宋书•礼志一》记载：“正旦元会，设白虎樽于殿庭。樽盖上施白虎，若有能献直言者，则发此樽饮酒”，可见樽是正式场合的盛酒容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在描述理想中的田园生活时，特别强调：“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可知樽也是日常家庭盛酒器。盘口壶、罐则为六朝时期非常流行的青瓷容器，既能装水，亦可盛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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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酒器
在酒席上饮酒时，先将酒壶（瓶/罐/樽）等容器内的酒倒进分酒器内，通过分酒器倒（舀）进酒杯。目前考古出土资料所见的“分酒器”主要有带柄盆形器与附鋬带流罐两种。
南京郭家山东晋温峤墓出土青瓷魁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中，阮籍、山涛、王戎身前均放置带柄盆形器盛酒，发掘者将其称为“瓢尊”，类似实物在东晋南朝墓葬经常出现，考古工作者将这种带柄的盆形器称为“魁”，从器形特征看，“瓢尊”与“魁”应指同一类。出土的实物“魁”与“勺”通常以器物组合的形式在墓葬内出现，饮酒时，用“勺”将分酒器“魁”里的酒舀入耳杯，以便饮用。
考古发现的六朝时期作为实用器的魁、勺多为青瓷质地，如东晋温峤墓内出土青瓷魁，江宁博物馆藏东晋墓出土的青瓷魁、勺等。此外，东晋南朝墓葬中发现大量专供随葬用的陶质魁、勺，是当时饮酒习俗的直观反映。壁画中阮籍、王戎身前的魁里还浮着一只鸭形器，既可作舀酒的工具，又兼具“浮标”的功能，提示剩余酒量的多寡，以便酌情增添。
另外一种分酒器为“附鋬带流罐”，“鋬”指把手，“流”指出水口，此类器型在东晋南朝墓葬随葬品中较为常见，应为日常生活中较为流行的器具。目前尚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类器物在当时被用作酒具，但观其器形特征完全符合“分酒器”的要求，饮酒时手持罐柄，将酒直接倒入杯中，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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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器
六朝时期最为常见的酒杯形态非耳杯莫属，耳杯为口沿两侧置耳以便手握的椭圆形杯，是战国以来最为常用的饮酒器具，两汉时期多为漆木器，三国时期青瓷耳杯开始出现。饮酒时双手合鞠耳杯两侧，抬起耳杯，将酒送入口中，动作舒缓、姿势优雅。此外，瓷盏也是东晋南朝时期常见的饮食器具，既能品茶又能饮酒。
另有少量珍奇罕见的酒具，如银碗、玻璃杯、鹦鹉螺杯等。《三国志·甘宁传》载魏吴濡须口大战时，孙吴大将甘宁曾以银碗盛酒赏赐敢死将士，以示激励。南京东晋王氏家族墓M7出土一只玻璃杯，杯身磨花，腹部装饰一周椭圆形纹饰。南京象山东晋王兴之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鹦鹉螺杯，利用螺壳自然卷曲的形状，在螺壳外部包镶铜框，杯身两侧伸出类似耳杯的双耳，整体造型和用途与耳杯异曲同工。玻璃杯、鹦鹉螺杯在当时均属于奇珍异宝，能用此类宝物饮酒者，地位自然非同一般。然而从常理来看，这种珍贵酒杯放在桌上怕磕着，捧在手里怕摔着，总是不如日常酒杯更为随意。
南京象山东晋墓出土玻璃杯
任何时代都不乏不拘一格、率意而为者，今有“对瓶吹”“拎壶冲”，古有端盆畅饮。《晋书·阮咸传》记载阮咸饮酒的场景，“诸阮皆饮酒，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众人径直以大盆盛酒，人猪共饮，省去了分酒器、舀酒勺和酒杯，饥渴狂放之形跃然纸上。
南京象山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出土鹦鹉螺杯
饮之有度
六朝时期酒风盛行，关于过量饮酒导致不良后果的记载也屡见不鲜，有因酒误事者，有酒后失态者，有劝酒致人死亡者，不胜枚举。
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仁被关羽重重围困于樊城，消息传来，曹操以曹植为南中郎将，拟令其率军前往救援。值此十万火急之际，曹植竟然因醉酒而无法赴命，彻底惹怒曹操而遭到冷落，成为导致其人生失意落寞的事件之一。阮籍常醉卧睡倒在卖酒美妇身旁，《世说新语·任诞篇》载“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此事发生在任性不羁的名士阮籍身上，美妇的丈夫顺势将其看做不拘名教礼节的天真释放，不便也不敢多言。东晋仆射周顗嗜酒成瘾，多次醉酒失态，某次曾与丞相王导等一众高官名士至尚书纪瞻的府上赴宴，酒醉之后于众目睽睽之下非礼纪瞻姬妾，事后仍大言不惭，荒唐、油腻至此。《晋书》本传记载周顗酒量极大，永嘉之乱后南渡至建康，常声称酒场难逢对手，后偶遇北方老友，二人畅饮两石酒，酒醒后才发现朋友已醉酒而亡。饮酒尽兴之余，还应有度。
除了尽情酣畅者，也不乏饮酒有节或不喜饮酒者。前文所述“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酒量很大，但每次饮酒不超八斗，自控力极强。晋武帝司马炎想测试他的酒量，“乃以酒八斗饮涛，而密益其酒，涛极本量而止”（《晋书·山涛传》），未能探底。孙吴丞相顾雍，不仅自己不喜饮酒，而且会及时制止宴会上因酒失礼的行为，把控酒宴进程。《三国志·吴书·顾雍传》记载：“雍为人不饮酒，寡言语，举动时当。权尝叹曰：‘顾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饮宴欢乐之际，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见之，是以不敢肆情。权亦曰：‘顾公在座，使人不乐。’”妥妥的酒局气氛终结者，固然扫兴，却也可避免很多麻烦。
余 论
孙吴太中大夫郑泉，曾畅想在一条装满酒的船上，尽兴欢饮，随波逐流。“愿得美酒满五百斛船，以四时甘脆置两头，反覆没饮之，惫即住而啖肴馔。酒有斗升减，随而益之，不亦快乎。”两晋之际的毕卓也有同一个梦想，“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晋书·毕卓传》）一条酒船，四时甘味，右手酒杯，左手蟹腿，拍浮酒池，亦醒亦醉，画面感十足。在好酒之人的眼里，纵情畅饮总是如此令人愉快、神往。
《汉书·食货志》云“酒，百药之长”，在特定的历史环境、科学认知和不同侧重下，这话似乎也不无道理，无怪乎古人对酒如此看重。然而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生理层面并不存在有益健康的适度饮酒量，只要摄入酒精，便会对身体造成伤害，酒精摄入并无“安全”剂量可言。在讲究科学、重视健康、乐趣多样且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适量饮酒、文明饮酒、快乐饮酒才是大势所趋。
（作者：许志强，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来源 | 《大众考古》2022年0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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