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上最为起伏错落的高原上，有一个影响极为广泛文明及贸易的枢纽，它就是丽江古城。1997年，丽江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首个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
古往今来，这座具有“突出且普遍价值”的古道重镇，何以成为世界级“网红城市”？中华民族“大一统”历史观、共同体理念如何深刻影响和形塑了她的前世今生？近日，记者专访了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福泉。
▲丽江古城。 （新华社发 王冠森 摄）
记者：从古至今，丽江古城熙来攘往、热闹非凡，虽然偏居祖国西南一隅，却能享誉世界。您认为，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奥秘？
杨福泉：丽江古城是在逐渐兴旺的村落群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至今许多街巷名称还保留着纳西古语中的“坞”（即村寨）字。这些村落随着茶马古道的贸易而兴盛，随着农商、工商兼营的社会化分工加强而逐渐形成街市乃至古城的雏形。
在我国众多历史文化名城中，多民族聚居的丽江古城具有较高的整体价值，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集大成。近千年以来，这里的汉、纳西、藏、白等各族居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逐步实现了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使其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这也是她荣膺世界文化遗产桂冠的重要原因所在。
关于古城居民的来源，有相当部分是原来就生活在古城及周边的纳西族人。明清时期，木氏土司广揽人才，很多中原移民来到此地生活。还有一些是因为茶马古道贸易在此落籍的藏族、白族和回族等，古城居民构成由此更加多样，姓氏也随之多起来。上世纪50年代前，古城及近郊有138个姓，后来又新增了89个，曾经达到227个。
▲1997年古城街道上的纳西族老人。（杨福泉 摄）
可以说，大多数古城人身上流淌着多民族的血液。至今，许多移民后代依然还会讲起自己的先祖来自南京应天府以及湖南、江西、福建、安徽等地。他们早已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以及习俗、生活，从老家带来的文化也自然融入到古城的血液和肌体中，丽江因此变得更加开放包容。
比如，纳西洞经古乐中饱含着浓郁的汉唐风、纳西韵；国家级非遗“白沙细乐”中的传统弹奏乐器“苏古笃”和一些曲目，相传是当年忽必烈“革囊渡江”征大理国经过丽江时赠给纳西族首领麦良的；在“勒巴蹉”舞中、东巴木牌画上可以明显看到民族文化融合的痕迹；古城人说的丽江汉语方言中，仍保留着纳西语语尾助词。特别是明清以降，随着汉文化的广泛传播，并与丽江本土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古城敦厚的亲情人伦，尊老、礼长、爱幼蔚然成风，琴棋书画、种花养草等比比皆是，各民族传统节日都是全体居民共同欢庆的佳节。
丽江古城还是多种宗教汇聚之地，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也有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纳西族的东巴教、白族的本主信仰等，是我国宗教中国化以及多宗教和谐共存的生动诠释、典型代表。
记者：如您所言，数百年来各民族能在丽江古城安居乐业，离不开其开放包容的人文氛围。这样的历史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对古城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杨福泉：丽江古城开放包容的历史传统，从以四方街为核心的四通八达的街道建制以及木氏土司广纳贤能之举中，都能窥见一二。
丽江古城的自卫之道，是充分利用居住聚落周围的山川屏障以及依山就势而建的关哨体系。因此，古城周围不筑城墙，造就了自由开阔的城市建制。曾经，丽江府凭借天险设立的关隘哨所达29处，这些天造地设的屏障相当于“大城墙”，经年累月形成了对城乡的整体保护。不筑城墙的做法，也与木氏土司不愿坐井观天，广纳天下俊杰、博采众家之长的开放胸襟和明智策略是一脉相承的。
明代开始，木氏土司积极引进中原地区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教育，招揽文学、中医、建筑、矿采、工艺制作等方面人才，极大地促进了丽江地区发展。当地广为流传的故事——“木土司三留杨神医”，就表现了古城文化交融的状况。
明朝初年，杨氏家族先祖杨辉从湖南辗转行医至昆明，后应木氏土司之邀来到丽江。彼时，丽江缺医少药，有病请巫师禳解，听天由命。杨辉在当地推行依症施治，用家传针灸之法、中草药和秘方治疗疑难病症，屡有奇效。后来，杨氏一族繁衍成丽江的大家族，除致力于丽江的医疗事业外还开馆授业、大力推行汉学教育，在清代历举“孝廉方正”，被尊为“忠义老师”。当地士绅民众曾在古城大石桥边立碑以纪念杨氏的卓越贡献，前些年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四方街》便由这一历史故事改编而来。
▲丽江古城巷道。（图片来源：丽江古城景区微信公众号）
记者：丽江古城与茶马古道的命运紧密相连，活跃的商贸既繁荣了经济社会，也为边疆稳定作出了贡献。我们该如何解读古道之于古城的意义？
杨福泉：俯瞰丽江古城会发现，象征着权力中心的木氏土司府邸并不居中，反而是物流集散地——四方街位于古城正中间，密密麻麻的商业街区以此为圆心，顺着水流、地势依次铺展。这充分表明，古城因商路而兴、因商贸而活，进而成为了茶马古道上的耀眼明珠。
作为茶马古道最重要的中转站，丽江古城直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仍然是我国与印度商贸往来的枢纽之一，古城内的商铺超过1200家。曾经的漫长岁月里，各民族“马锅头”和马夫共同构成了一支行进在崇山峻岭之中的马帮队伍，蔚为壮观。至今，古城还有不少人开设主题博物馆、保护相关遗址、收藏马帮使用过的用具……，致力于传播马帮文化。
往来于茶马古道的各族商人既与古城人做买卖，也食宿在自己的生意伙伴家或客栈中，久而久之结下了深厚情谊。先有古道后有古城，商贸把古城与全国各地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成为古城人追求团结统一的强大内生动力。
记者：在丽江古城，为何会有体现中原王朝建筑气度的木府，也有保留徽派建筑特点的方国瑜故居，还有融纳西、藏等民族建筑特色于一体的“蛮楼”民居？
杨福泉：古城作为纳西古王国的首府，完整地保存着依循唐宋古法的明代建筑。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木氏土司在古城设“丽江军民府”府署，成为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中心，也由此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汉式宫殿建筑群。
木氏土司在建造宫殿和建构古城时，虽效仿中原王者气度，但并未完全复刻中原皇宫帝苑，而是将它植根于本地传统。比如木府的坐向就没有按中原惯例坐北朝南，而是根据纳西族喜欢朝向太阳的习俗和东方属木之说，亦为皇帝所赐纳西土司之姓，欲得“木”之气而盛，选择了坐西朝东。宫殿群主要依据北京紫禁城的建筑礼制，其前端桥梁也仿自北京天安门金水桥。
▲云南丽江木府。（中新社发 罗小韵 摄）
古城民居最基本、最常见的型式，则吸取了多民族建筑精粹——纳西族“井干式”木楞房、古羌特点的碉房以及汉族、白族民居形式相结合，形成“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合院式土木或砖木结构瓦房建筑。
此外，还有不少民居借鉴了藏式建筑样式，比如两层楼均设长廊、楼房间相互通连，即融合纳西族、藏族民居特点的“蛮楼”。你提及的方国瑜故居具有徽派风格，则是由于先生祖籍安徽，先祖在明代入滇。方家故居既保留了徽派特色，又有丽江本地风格，很好地体现了多元文化在古城建筑上的融合。
总之，丽江古城整体建筑既有中原王城的文化气象，又融入当地崇尚自然的审美传统和情调习俗，兼具山城风貌和水乡韵味，结构自由活泼，充满灵动之气，形成了以中原古老建筑风格为主调、融多民族建筑风格于一体的格局。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对古城建筑备极赞美，认为“我国将来之住宅建筑，苟欲其式样结构，犹保存其传统之风格，并使之发皇恢廓，适应时代之新需求，则丽江民居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
我想，丽江古城建筑在如何更好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上是作出了较为成功的探索的。古城人至今珍爱身边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既是源自对共有家园的情感，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呵护。
（作者杨福泉为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本文刊发在《中国民族》杂志2022年第10期）
原标题：《丽江古城新读——专访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福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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