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方广佛华严经》是民族文化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之“册府撷珍——民族文化宫典藏古籍精品展”的重要展品，清代旧刻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之一，是中国佛教宗派华严宗的立教依据和根本教义。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历史悠久、传播范围广，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亚洲国家和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留下很多历史和文化印记。《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这诸多印记的点和线，顺着这些点和线，在了解《大方广佛华严经》前世今生的基础上，可以看到《大方广佛华严经》所折射的历史画面。
1、《华严经》汉文全译本译自新疆和田梵文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华严经》，又称《新华严》《杂华经》《百千经》等，全经共八十卷三十九品。《华严经》是释迦牟尼成佛后对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菩萨宣讲法界情况的佛经。《华严经》广泛流传于东亚地区，目前可知的分别有梵文、汉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朝鲜文、日文、越南文等多种文字的版本，其中以汉文《华严经》的保存最为完备。
《华严经》最早的汉文译本是在东晋时期，因为当时只有60卷，所以叫《六十华严》。卷帙少，内容不全，这让曾经在尼庵住过、对佛教很了解有着深厚感情的武则天，感到欠缺和遗憾。后来，当她听说在于阗国，就是现在的新疆和田有《华严经》梵文本、而且非常有声望的佛教尊者实叉难陀也在那里时，就派人迎请他，把《华严经》带到都城洛阳进行翻译。翻译场所设在宫廷中的皇家寺院内，译场规模非常大，除了实叉难陀大师外，还有其他几位高僧也参加了翻译。翻译完后，武则天亲自题写书名，题写开经偈语，还请实叉难陀大师进宫宣讲《华严经》。
2、用本民族文字翻译佛经
西夏是党项族在中国中古时期建立的一个封建国家，由于地处我国西北、在中原以西，所以自北宋以后，中原人一直称之为“西夏”。西夏国土包括今宁夏、甘肃的全部及陕西、青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其民族有党项、汉、吐蕃、回鹘、契丹、鞑靼等民族。党项族是西夏的主体民族，他们自称为“番”。
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上，曾有一些少数民族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政权，这些统治政权深受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影响，认同统一文字等典章制度的做法，建立政权伊始或者民族强大之初，都要创制文字“书同文”，把文字视为国家统一和一个民族强大的标志，西夏就是其中之一。在西夏立国之前，党项族日常使用汉字和汉语，1036年，即西夏开国前两年，西夏景宗元昊要“书同文”，命大臣野利仁荣主持创制了西夏文。史书记载：“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
西夏文是仿照汉字创制的，用汉字的基本笔画重新组合新字，给人的感觉是“乍一看都像汉字，仔细看一个都不认识”。西夏文既有类似汉字会意字的会意合成法，也有类似汉字形声字的音意合成字。此外，西夏文中还有用左右互换法构成的字，即一个字的左右两边相互交换构成一个新字，这两个字的字义往往相近相关。西夏文比汉字更为繁复，大多数字的笔画都在十画以上。与其他仿照汉字制字的文字不同，如契丹、女真等文字都或多或少地借用了完整的汉字，西夏文则没有借用一个完整的汉字。西夏文总字数为6000多个。
文字可以交流感情、沟通思想，进而凝聚人心。西夏文创制除了承载立国等政治功能外，翻译佛经也是一个重要动因。当时西夏的民族比较多，无论是“世居本土者”，还是“迁居本土者”，都有一定的佛教信仰基础。为了笼络征服这些人，用西夏文翻译佛经、用佛教教化异族，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西夏文的存活也验证了这一点。
西夏王国虽然只存在了不到200年（1038—1227），但是西夏文字却存活了400多年，到元朝仍有西夏文佛经的刊印，明朝1502年时还印刻了西夏文佛经。可见，西夏文长于西夏王国多存活200余年，佛教功不可没。
3、西夏佛教的发展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
西夏佛教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西夏接受佛教是在西夏建立王国之前，西夏的开国之君元昊“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他效法其父，向宋朝求赐佛经。为了安置宋朝所赐大藏经，开办译场，元昊于天祚十年（1047）下令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高台寺。据《西夏书事》记载：“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他还在全国广建佛寺，吸引“东土名流，西天达士”前来敬奉佛舍利。
西夏王国初期的佛教发展主要围绕几次大规模的赎经和译经进行的。除了元昊和其父2次赎经外，历史资料中明确记载的还有4次。西夏君王对这些经文非常重视，不仅组织大规模译场，还经常亲临译场，督导译经。正因为如此，西夏译经的速度在我国各民族译经史上都是名列前茅的。西夏初期，历时53年，翻译了820部佛经，共计3579卷，分装362帙。西夏仅用了半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就译出了3000余卷佛经，这在我国译经史上乃至世界翻译史上都是一个惊人的创举。西夏大藏经也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西夏翻译佛经，不仅邀请本族高僧、汉族高僧，还邀请回鹘、辽、吐蕃等地高僧翻译经文。前文说的“西天达士”就是指回鹘高僧。在西夏初期佛教的译经、演经活动中，回鹘僧非常活跃，是西夏译经、演经的主力。如西夏拱化五年（1067），西夏“献金佛、《梵觉经》于辽。经系回鹘僧所演，历二十年乃成。”天祐民安五年（1094），又将回鹘僧人所译《贝叶经》进献给了辽。主持西夏文《大藏经》翻译工作的白法信、白智光二人是回鹘高僧。西夏第二代皇帝凉祚一岁登基，由其母后没藏氏代为执政，没藏氏曾出家为尼，笃信佛教。当了太后便兴建承天寺，寺成之后，“延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凉祚时临听焉。”西夏还将回鹘高僧当做礼品赠送辽国，以僧为使，联络感情。
12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传入西夏，使西夏佛教深受其影响。据史料记载，西夏境内藏传佛教经典数量较多，藏传佛教僧人也较多，并且地位高，享有多种特权。现存的西夏文佛经刻本大多数都是这一时期刻印的。一部分藏文佛经也译成了西夏文。
由西夏到中原，由东北辽、金，到西北西南回鹘、吐蕃，西夏以佛教文化为载体，向世人描绘了一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丽画卷，为中华灿烂文化留下了珍贵的一页。
4、民族文化宫藏西夏文《华严经》的版本
前文说到，西夏文佛经到明朝时期还有刊印，这就意味着西夏文的佛经版本最晚也是明代。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为什么是清代刻本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西夏文佛经在世人眼里价值很高、意义非凡，所以有人复制、伪造，以假乱真。当然，复制本数量也极少，除国家图书馆藏有十余册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民族文化宫、北京市法源寺各藏有一部。复制本便于使用，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因此，复制件也有其特殊的重要作用和价值。
（何丽，系民族文化宫图书馆研究馆员。文中图片均由作者供图。）
来源 | 民族文化宫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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