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世纪松赞干布命人创建文字，我国藏族人民写下了卷帙浩繁的典籍文献，为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财富。而这些历史财富中存于敦煌藏经洞的多数文献上世纪初流失海外，约在1905—1908年被英国斯坦因和法国伯希和分别掠取，目前很多重要文献分藏于这两地。海外敦煌藏文文献的现状如何？哪些文献已以数字化形式回归？未来还有哪些工作要做？“道中华”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吐蕃文献分类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黄维忠进行了专访。
记者：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国内外藏有敦煌古藏文文献总量一万多件。这些材料大多涉及吐蕃时期的历史、社会、宗教，对研究西域和丝绸之路上的民族交流交融极其珍贵。您可以谈谈这些文献的大致状况吗？
黄维忠：据学界目前的最新统计，海内外收藏的敦煌藏文文献共有1万2千余号，其中主要收藏在中国、法国和英国等地。据不完全统计如下：中国7092号，法国3175号，英国1862号；俄罗斯、日本、德国等国也有数量不等的文献。
需要说明的有三点：一是，从上面的数字看，似乎我们自己的收藏品最多，实际未必。因为号数与实际的件数并不对应，一号内常有多件文书，比如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49号内有51件文书，英藏敦煌藏文文献IOL Tib J 310这一号内有多达1210件文书。二是，中国的收藏品以佛经最多，研究价值最高的精华部分仍属英国、法国的收藏。三是新疆出土的古藏文文献有702号，西藏多地发现的与敦煌藏文文献形制、内容十分接近的古藏文文献数量也并不少，但目前没有相对精确的统计数据。
▲IOL Tib J 310.1210尾页。（图片来源：国际敦煌学项目网站）
记者：据了解，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自2012年着手收集与整理海外藏文文献并逐渐数字化，为学术界提供了原始资料。目前有哪些敦煌藏文文献已以数字形式回归？
黄维忠：敦煌藏文文献以数字形式回归，主要体现在国际敦煌学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简称IDP，网址http://idp.nlc.gov.cn/）上。该项目的秘书处设在英国图书馆，它在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德国设有中心。从1997年开始敦煌文献数字化工作。1998年10月IDP网站正式开通，用户可以在网上进入IDP数据库免费检索到高质量的写本及其他材料的图像、目录信息等。其中，法国藏敦煌藏文文献已经全部发布在网上，英国藏敦煌藏文文献已有部分发布在网上。这些文献是以图版形式呈现的。
就国内而言，西北民族大学扎西当知教授有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敦煌古藏文文献资源数据库建设及其检索研究”，目前已经结项。该项目自从2012年起开始准备，展开敦煌藏文文献数字回归工作。
一是建有“敦煌古藏文文献资源数据库”。该数据库对流失海外的敦煌古藏文文献，进行全面、彻底的梳理、辨析、考证，最终确定有重要研究价值的1450件为对象，对其整理、编目，创建文本数字化资源库。涉及社会文化、经济、历史、民俗、佛教、伦理、文化、苯教文化、医学、文学、法律、翻译、军事等内容。
二是研发了敦煌藏文文献全文数字化检索平台。该平台设有30项检索方式，采用图文对照形式，读者在识读时有疑惑可直接点击平台中显示的“查看原件”，进一步掌握文本的原始信息。青海师范大学的多拉教授建有“十种藏文《大藏经》全文数据库”，将十种藏文《大藏经》版本全文数字化，其中一种藏文《大藏经》指的是敦煌藏文佛经，收录近500件。
▲佛教经典——藏文大藏经。（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记者：部分藏文文献表明，藏族学者从汉文翻译了儒家典籍，也有形成对照词典。除此，学界研究的古籍文献中还有哪些新的发现？
黄维忠：敦煌藏文文献表明，唐宋时期的汉藏文化的交流是全方位的，不仅涉及儒家典籍，还涉及历史、佛教、文学、科技等多个领域。
比如，历史文献方面，法国所藏P.T.1287第四节有关桑哥·米钦（Seng go Myi chen）的一段叙事源自《史记》卷七六《平原君列传》中“毛遂自荐”的故事。佛教文献方面，禅师语录、伪经等译自汉文的佛典，反映了吐蕃以敦煌为中心积极吸取唐朝佛教文化，是研究唐蕃间文化交流的宝贵文献；译自汉文的佛教文献，有力地证明了吐蕃对唐朝佛教的吸收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从佛教祈愿类文献中也可管窥汉地佛教的影响。
科技文献方面，英国所藏IOL Tib J1246藏医杂疗方、法国所藏P.T.1054脉诊文书主要反映了中医药的内容；法国所藏P.T.1256乘法九九表是藏文字母音写的汉文文书；火灸疗法文书中也散见一些中医的内容，这些说明中医药对吐蕃医学影响的广泛性。敦煌藏文占卜文书中同样也见到中原数术文化的影响，如：法国所藏P.T.127中的十二生肖命相文书、纳音文书、五行命相合逆、五姓五音等内容。
▲P.T.1287首页。（图片来源：国际敦煌学项目网站）
记者：目前部分敦煌藏文文献已实现数字化，但外藏敦煌藏文文献回归任务任重而道远。未来还有哪些内容可期待，还有哪些工作可以开展？
黄维忠：外藏敦煌藏文文献回归任务确实任重而道远。未来开展的工作可以分两大部分。
一方面是研究，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是学界需要对目前所存的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基本情况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判定相对完整的文书的书写年代，确认其使用者和使用范围。这方面的工作尽管有部分学者在做，但成效并不理想。
二是结合藏文、汉文、西夏文等多语种文献进行综合研究。敦煌藏文文献（9—10世纪为主）与其后的菩日文献（10—13世纪）、当许噶塘文献（11世纪）、塔波寺藏文文献（以11—12世纪为主）、早期苯教文献（11—12世纪）、西藏新近发现的古藏文文献，甚至西夏文文献之间，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有相互交集之处，这些均需要综合利用。加上同时期的汉文文献，尤其是敦煌汉文文献，以及吐蕃碑铭、简牍，进行综合研究，必将成为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研究的一个趋势。
三是结合实物与文献材料进行跨学科研究。结合新发现的唐宋时期青藏高原上的考古实物资料、艺术图像资料，乃至同一时期汉文、西夏文等多文种的文献、实物资料，进行跨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必将引领藏学研究潮流。
▲《“菩日文献”精选本》出版发布会。（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另一方面是数据平台建设。目前国内有关敦煌藏文文献数据库的建设相对滞后，希望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敦煌研究院、西北民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多家单位联合建设8—12世纪汉、藏、西夏多语种文献数据平台，建设内容不仅包括海外藏敦煌藏文文献，也包括国内的敦煌藏文文献以及与此时代相近的唐宋时期的汉文文献、古藏文文献、西夏文文献等，以展示8—12世纪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受访者简介：
黄维忠，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学刊》副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吐蕃文献分类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西藏文化与保护协会、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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