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是中国古代传统启蒙教材，自宋朝以来，已有700多年历史，共1000多字，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所谓“熟读《三字经》，可知千古事”，它有着丰富的内容，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说：“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内容排列上极有章法，体现了古人的教育思想。古人认为教育儿童重在礼仪孝悌，以端正孩子们的思想，知识的传授则在其次，即“首孝悌，次见闻。”培养儿童要先从小学入手，即先识字，然后读经、子两类的典籍。经部、子部书读过后，再学习史学，即：“经子通，读诸史。”最后强调学习的态度和目的，用典多、知识性强，是一部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编成的读物，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
《三字经》自问世以来，后世对其进行注释训解、重订、续补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明代后期，出现了《三字经》的注释本，即赵南星所撰《三字经注》，根据现有文献记载，该书是现存最早的《三字经》注释本。后王相于清康熙五年（1666）撰著的《三字经训诂》，更成为此后各种注释本的基础。到了民国初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又对《三字经》进行了重新修订，作《重订三字经》。清朝官府和民间十分重视汉文《三字经》等启蒙读物的翻译和刊印。清雍正年间陶格译注《满汉合璧三字经注解》，清道光年间富俊译注《满蒙合璧三字经注解》。此后一再刊印，直至清末，满汉、满蒙合璧的启蒙读物一直在民间广泛流传。
《满蒙合璧三字经注解》
展览中的《满蒙合璧三字经注解》，（清）富俊辑，（清）英俊缙、（清）乌尔棍扎布校正，（清）福谦详校。清道光十二年（1832）京都隆福寺胡同三槐堂刻本。该书是汉文、满文、蒙古文三种文字刻印的“三字经”对照读本。满文在先，其次为蒙古文，最后是汉文。卷前有清道光十二年（1832）富俊所撰“满蒙合璧三字经注解序”。从序文“因思三字经为童蒙必读之书，于公余之暇，日偕二三友人，取陶公之满洲文，翻译蒙古文，斟酌研究，逾二三寒暑，方始成编”可知，该书内容上以（清）陶格译著的《满汉合璧三字经注解》为其翻译的底本。
《满汉合璧三字经注解》
《满汉合璧三字经注解》流传甚广，民族文化宫图书馆馆藏清乾隆六十年（1795）京都三槐堂刻本。卷前有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翻译主事馨泰所作“满汉合璧三字经注解序”。
《满汉合璧三字经注解》
序文曰：三字经者，上自天时之五行四序，下及人事之三纲五常，以至历朝之统续，经史之源流，兴夫蒙养之方，上达之序，嘉言善行之可循而可法者，罔不备载。其言简，其义该，其词近，其旨远，诚幼学之不可不读也。但旧有注解，未经翻译，则满汉未能通行，所谓童而习之白首而不知其说者，亦有之矣。陶公训课之暇，将是书细心翻译，义类疏通，辞旨明达，使读者开卷了然，虽三尺童子无不心领意会，其嘉惠后学之功，一如菽粟布帛之甚切于人，爰付剞劂，以永其传。余特为之序。乾隆六十年正月榖旦。
序文首先指出《三字经》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并强调其作为蒙学教材的重要性，接着说明了以满文翻译、刊印《三字经》之缘由，最后称赞陶格以满汉两种文字对照的《三字经》译本“义类疏通，辞旨明达，使读者开卷了然，虽三尺童子无不心领神会”。该书为满、汉两种文字对照，左侧满文，右侧汉文，将《三字经》正文及注释逐字逐句译为满文。全书收录三字经正文1068字，其历史叙述到宋末，即“十七史，全在兹”结束。该书作为蒙学教材，是满族八旗子弟接受汉文化最直接的桥梁之一。
《三字经训诂》
关于《满汉合璧三字经注解》的翻译底本问题，序中所提“旧有注解”，虽无特指哪一部或者几部。但根据原文比对，大抵是清康熙年间比较定型且流传广泛的王相注释本《三字经训诂》。但陶格在对照翻译满文的过程中，对原文及注解也作了些许改动，参照了其它注本或加入了自己的见解。篇幅所限，暂不展开讨论。
一部《三字经》，历经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经过汉族、满族、蒙古族等诸多学者的增补、校正、注释及翻译得以广泛流传并传承至今。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另一个方面也证明了“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内涵。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
（龚文龙，系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文中图片均由作者供图。）
来源 | 民族文化宫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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