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和宫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雍和宫大街12号，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是北京地区现存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自清乾隆九年（1744年）改建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以来，雍和宫香火延续至今。“雍和”，意为“融洽、和睦”，透过寺名可以看到，雍和宫从建成之初，就承载了期盼统一、团结、安定、和谐的美好祈愿。历史上，雍和宫发挥了加强中央政府与蒙、藏地方关系的重要作用，为多民族文化交流与国家统一作出贡献。其寺庙建筑、馆藏文物、佛事活动及对外交往体现出民族文化交流与多民族相融共生的历史事实。

冬日雍和宫之铜鼎香炉和《喇嘛说》碑亭。王迪摄

　　宫改寺：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

　　雍和宫原为雍正皇帝即位前的府邸“雍亲王府”，清雍正三年（1725年）升格为行宫，始称“雍和宫”，清乾隆九年（1744年）改建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乾隆皇帝将雍和宫改为寺庙的原因，是通过以高行梵僧居住于此祭奠其父雍正，使“龙池肇始之居”不至于荒落外，而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即借此来解决蒙、藏等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谐问题。《雍和宫》《喇嘛说》等碑文史料，说明此举是乾隆面对当时复杂的蒙、藏问题而采取的特殊手段和措施。《喇嘛说》碑文中的“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直接阐明乾隆皇帝巩固中央集权、安邦治国的方略。

　　第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是雍和宫宫改寺的领导者和具体执行者。他生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3岁时在青海佑宁寺坐床。雍正二年（1724年）奉旨进京，成为皇子弘历伴读。雍正十二年（1734年），雍正敕封其为“灌顶普善广慧大国师”。乾隆元年（1736年），命其管理京师寺院，授“札萨克达喇嘛”印。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再赐“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印”。三世章嘉佛学造诣深厚，精通汉、满、蒙古、藏4种语言，是蒙、藏地区有影响的大活佛。雍和宫正是在他的一手策划下，完成由行宫到藏传佛教寺院的身份转换。他在雍和宫最初的建制、管理等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乾隆九年十二月十八日（1745年1月20日），他还亲自主持了雍和宫寺院落成开光仪式。

　　宫改庙之后，雍和宫正式开启作为皇家寺院连接中央政府与蒙、藏地方的纽带与桥梁的辉煌历史。乾隆十三年（1748年），经三世章嘉的提议推荐，乾隆皇帝任命西藏著名活佛七世济隆·洛桑贝丹为雍和宫第一任堪布，封其“慧通禅师”称号并赐印。此后，多位蒙、藏地区的高僧陆续出任雍和宫堪布，为藏传佛教僧才培养及汉、满、蒙古、藏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团结作出各自的贡献。如雍和宫第四任堪布策墨林一世活佛，其在雍和宫任堪布期间，就与西藏保持着密切联系。后又赴藏执掌摄政，担任八世达赖喇嘛经师。在他担任西藏摄政十余年中，西藏社会相对稳定，成为从雍和宫走出去的西藏摄政的代表人物之一。

　　建筑与馆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雍和宫作为清代皇家寺院，其建筑与供奉珍藏的文物除了承载着教化众生、传播藏传佛教理法的使命，也蕴含着汉、满、蒙古、藏等多民族文化元素，体现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魅力。

　　雍和宫原有东、中、西三路建筑，目前仅存中路建筑。东路建筑的北部为东书院，是庭院式建筑，南部为营房式青堂瓦舍建筑，统称“连房”，为喇嘛学僧的起居之所；西路建筑原为雍和宫的护法庙宇——关帝庙，供奉武圣人关羽。藏传佛教寺院供奉儒家推崇的武圣人关羽，并尊其为护法神，是十分显著的民族文化交融现象。

　　雍和宫现开放区域面积约3.3万平方米，由七进院落、20多座砖木结构殿堂构成。整体建筑既呈现汉传佛教寺院“七堂伽蓝”式标准布局，又有藏式建筑形制，如大经堂法轮殿顶天窗，还有严格按照藏传佛教理论创建的四学殿讲经殿、密宗殿、时轮殿和药师殿四大扎仓（僧院），形成一座完整的藏传佛教学府。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为迎接六世班禅来京，乾隆皇帝命令在雍和宫建班禅楼和戒台楼，用作班禅大师的住所。班禅楼、戒台楼的兴建和改造工程巨大、造价高昂，工程要求也非常严格，从主体部位建筑到殿内佛像安奉及陈设，均经主管大臣奏明皇帝后方可进行，显示出乾隆皇帝对班禅的重视。

　　雍和宫馆藏的不少文物是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蒙、藏地区高僧大德贡呈的礼品，表明清代帝王与蒙、藏地区高僧的密切往来。乾隆九年（1744年），为祝贺雍和宫改寺，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贝丹益希向乾隆皇帝呈信感谢“洪恩”，对“在京立庙”表达“不胜欢欣”之意。七世达赖喇嘛还向乾隆皇帝和雍和宫进献宝剑、架枪、《如意宝树佛本生记》唐卡41卷（现悬挂于雍和宫万福阁）等礼品，首幅唐卡写有“祝大皇帝福寿安康、祝雍和宫永远兴旺”的藏文殊胜祝词。同时，七世达赖喇嘛以大量宝物自廓尔喀（今尼泊尔境内）换得直径3米的大白檀木一棵，经西藏、四川等地转运到雍和宫，由内务府工匠雕造为总高26米（其中地上高18米，地下8米）的弥勒佛立像。该立像成为名扬世界的佛教造像精品，是目前世界上室内最高独木弥勒大佛。此外，西藏郡王颇罗鼐于乾隆十年（1745年）进贡并供奉于雍和宫的铜鎏金释迦牟尼说法像、白檀木观音菩萨像，也都是具有极高历史与艺术价值的精品。

雍和宫藏金奔巴瓶。　雍和宫管理处供图

　　在众多馆藏中，最具特殊意义的当属金奔巴瓶和《喇嘛说》碑。金奔巴瓶由乾隆皇帝亲自参与设计，《喇嘛说》碑文为乾隆御笔亲撰，是藏传佛教活佛转世金瓶掣签制度的重要器物和历史见证。

　　金奔巴瓶即金瓶，是用于藏传佛教各大活佛转世灵童掣签认定的法器。为了进一步完善大活佛转世管理而规定实施金瓶掣签制度，乾隆皇帝特命制作两个金瓶，一个送往西藏，供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以备确认达赖、班禅和西藏其他各大活佛转世灵童掣签之用；另一个置于雍和宫，供蒙古及青海、甘肃等地的活佛转世灵童掣签之用。通过金瓶掣签方式认定转世灵童，表现出中央政府在藏传佛教重大事务方面的管理权威，令广大信教群众心悦诚服。

　　《喇嘛说》碑位于雍和宫殿前碑亭内，碑身四面分别刻汉、满、蒙古、藏四体文字版本《喇嘛说》，碑文为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由乾隆皇帝御笔所书。全文大小汉字共2100多字，主要内容表达了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的了解、认知和态度：梳理藏传佛教历史，总结分析蒙、藏地区活佛转世中日益败坏的风气和种种乱象，阐明革除弊端、安定蒙藏的改革举措——实施活佛转世金瓶掣签制度，彰显他既尊重和护持藏传佛教，又依法依规加强藏传佛教管理的治国方略。

　　清王朝覆灭后，在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雍和宫一如既往地发挥着中央政府与蒙、藏地方之间的政治纽带作用，为国家安定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贡献。如九世班禅莅临雍和宫讲经弘法，雍和宫高僧白普仁创建金光明息灾法会、募捐铸造铜质鎏金宗喀巴大师像，金瓶掣签仪式在雍和宫照常举行等，在藏传佛教界产生重要影响。

　　爱国爱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坚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雍和宫宗教活动得以恢复。1950年，国家拨款全面修缮雍和宫，蒿草丛生、满目荒凉的佛教寺院得以殿宇重辉、梵音复起。1961年，雍和宫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雍和宫作为宗教活动场所正式对社会开放；1995年，雍和宫被北京市文物局登记注册为“雍和宫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集世界著名宗教活动场所、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北京知名旅游景点、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功能于一身。

　　对社会开放40余年来，雍和宫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在寺院管理、僧才培养、弘法利生、服务社会等方面作出积极努力。僧众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如法如仪开展宗教活动，接待四方游客信众。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雍和宫积极投身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各项公益慈善活动，不断加强各地的交往交流，为宗教和睦、社会和谐以及展示中国宗教界良好形象作出重要贡献。雍和宫先后获“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活动先进集体”“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首都文明标兵单位”等荣誉称号。

　　雍和宫积极响应国家扶贫号召，为民族地区的扶贫事业添砖加瓦。多年来，雍和宫通过捐款、捐物等形式，积极帮扶欠发达、边远民族地区的科教文卫事业，帮助改善当地文化、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先后向辽宁、内蒙古、青海、西藏、云南等地的学校和单位捐款捐物，助力发展民族地区教育、文化、艺术事业，扶贫济困、造福一方，以实际行动助推边疆地区文化发展，促进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雍和宫尝试与社会公益力量合作，赴民族地区开展义诊活动。自2007年起，雍和宫与民盟北京市委合作，邀请北京多所医院专家，先后赴内蒙古、青海、辽宁等地开展义诊活动，并赠送药品、健身运动器材等，受益群众达数千人。

　　雍和宫还积极发挥宣传教育功能，先后举办“藏传佛教艺术精品展”“清代西藏贡品礼品展”“藏传佛教与雍和宫”“雍和宫历史回顾展”“慧海瑞相——雍和宫法物法器展”等精品展览，深入发掘雍和宫历史文物所蕴含的精神和文化价值，阐释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作者单位：北京雍和宫管理处）

《中国民族报》（2022年12月7日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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