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基督教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特意来上海主持这场会议的世界基督教青年会主席、美国传教士穆德却放下繁忙会务，赶到一位中国牧师的寓所，警告他不要独立门户、脱离差会。这位被警告的中国牧师，就是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创立者俞国桢。这是一位生活在各种夹缝中的中国基督教领袖，他一生的遭遇反映了半殖民地社会中的中国基督教艰难的生存状况，而他为教会自立奋斗不屈的精神则彰显了中国基督教的希望和前景。

　　1852年，俞国桢出生于浙江宁波，幼年时就读于乡中私塾，1866年进入美国长老会所办的学堂求学，1874年又升入长老会所办的育英书院，这是杭州最早的新式学堂，是之江大学的前身。从育英书院毕业后，他先在浙江湖州的长老会教会工作，后来成为长老会的牧师。189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回国休假，他所负责的上海虹口长老会堂聘请俞国桢接任。

　　俞国桢一生中做了三件大事：组建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向清廷献经、争夺闸北路教堂，三件事都紧紧围绕着中国基督教的自立展开。

　　1905年，俞国桢创办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将办公室设在上海海宁路教堂。自立会的宗旨是“有志信徒，图谋自立”，试图实现中国教会真正的自立、自养、自传，这种想要摆脱西方控制的努力，让俞国桢陷入与西方差会的冲突旋涡之中。

　　1909年，基督教界有人提议向清廷进献《圣经》，以改善基督教与清廷的关系。俞国桢献经的禀请书招致一些基督教界人士的反对，是因为他修改了基督教界原本的献经意图。基督教界原是想通过献经向皇室传教，而俞国桢则将此宗旨修改为呼吁教会自立、收回教权。他在禀请书中特别强调《圣经》是由中国基督教信徒进献，以凸显中国基督教徒的爱国意识，拉开与西方传教士的距离，表示“忠君爱民、不甘外弃”之意。俞国桢还指出，中国基督教的自立运动能够“调和民教”，解决教案问题。然而，此时的清廷已经日薄西山，除对献经表示嘉许之外，不能有任何作为。但是基督教内却由此陷入争议之中，俞国桢更是成了争议的焦点。

　　当时的中国基督教基本上还是由西方传教士所控制，比如浙江省基督教联会中，就有不少西方传教士。虽然在义和团运动之后，西方差会有意识调整了传教策略，更侧重培养中国籍的人才和领袖，但是却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放弃对中国教会的控制。一些中国教会的领袖则试图通过更温和的方式接管教权。后来出任中华基督教会理事的刘廷芳提出一个“中西信徒共管”的策略，被传教士所接受，成为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指导方针。俞国桢所在的美国长老会是中华基督教会的主要成员，是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但是它依旧由西方传教士控制，“支配经济、更动人员，更非华人所能过问”。上世纪20年代“非基运动”之后，在反基督教声浪的压力下，长老会试图作出调整，允许中国代表参与各级会议，讨论教会事工，但这一提议被大部分传教士抵制，最后在美国总差会来华代表的施压下才得以通过。仅仅参与会议讨论事务的权利，中国信徒都难以凭自己的力量争取，更何谈教会的自主自立。

　　当1913年穆德找到俞国桢时，就表示虽然中国教会实行自立，但“必须注意之第一事，即当与各国教会往史联络，成其系统之一分体，不可与之断绝关系……”俞国桢不为所动，他指责本色教会的领导是“西教士同几个受外国俸给的留学生”，它的“经费是来自外国”，因此它的“精神上自然要受西人的牵掣与暗示”，不过是“几个中国人撑撑场面，外国人仍隐在背后”。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西方差会应付时局的举措而已。而他自己所认为的自立，是基于国人爱国热忱、保全民族独立自尊、挽回宗教主权、“绝不受西教会管辖”的教会。双方的分歧日渐尖锐，一场激烈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长老会等西方差会显然不愿意放弃对中国教会的控制。被中国人自立运动所刺激的长老会，先鼓动闸北堂的长老陈芷谷等人暗中运作，试图将教堂交给长老会苏州区会，但是为俞国桢和主张自立的信徒所阻止。长老会随后派出三位有名望的中西牧师找俞国桢谈话施压，最后不欢而散。长老会随后在机关刊物上声明开除俞国桢牧师职务，并将闸北堂呈请淞沪护军使公署备案，不过该公署很快就被裁撤，备案没有下文。于是，1924年，又由陈芷谷等人出面，将俞国桢告上法庭。

　　此时，自立会受到中国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上海市宝山县特意发布文告，确认俞国桢和自立会对教堂的所有权，地方法庭也驳回陈芷谷等人的诉求，社会各界则登报声援俞国桢。公开手段失败后，长老会只得再次请人出面调停。此次所请的人不再是神职人员，而是在上海实业界有影响力的基督教徒。

　　参与调停的共有8人，他们大都与俞国桢有多年的交情，一直是俞国桢教会自立事业的支持者和捐助者，但是他们都与西方势力关系紧密。这些人虽然一直都支持俞国桢，但是难以脱离与西方差会的联系，对西方势力有依附性，一旦自立运动触及西方差会的利益，这些软弱的资产阶级就很难坚定站在中国人民这边。1924年，就在双方冲突最紧张的时刻，俞国桢被迫退休，由长老会接管闸北堂，一场势头正盛的自立运动被西方差会就此压制下去。

　　闸北堂风波是西方差会对中国基督教内部自立运动的打压，意味着中国基督教试图通过温和交接而获得自立的愿望自此破灭。

　　自立会退出闸北堂后，也失去了基督教工商界的支持，整个运动声势渐衰。但这也让自立会更加独立，他们以决然的态度表示“绝对不受西教会管辖”，认为西方差会是西方侵略的隐形工具，直接喊出“收回教权”的口号。自立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上海江湾翔殷路建造了永志堂，意为“志在自立，永矢勿谖”，该堂后被日军炸毁。1946年秋，自立会在宝通路重建永志堂。1954年，自立会总会动员各地分会加入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基督教自立的愿望难以真正实现，俞国桢直率地指出西方差会的侵略性质。他坚持爱国自主的立场，不惜公开与西方差会决裂，号召反对侵略、收回主权，喊出了中国基督教自立的先声。俞国桢于1932年去世，享年80岁。在他去世后，自立会运动由此转衰。但是他抱持一生的中国基督教自立愿望，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终于成为了现实。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

《中国民族报》（2022年11月29日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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