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北地区佛教历史文化悠久，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特色。在历史上，佛教促进了东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辽代七宝舍利塔。　朝阳北塔博物馆供图

　　佛教初传东北地区

　　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传入辽西地区。据《晋书》记载，燕王慕容皝于东晋永和元年（345年）在龙山（今辽宁朝阳凤凰山）建龙翔佛寺，这是东北佛寺见诸于史籍的最早记载。后燕建始元年（407年），昭仪苻氏去世，慕容熙令沙门素服，进行祭奠。北燕太平十四年（422年），黄龙（今辽宁朝阳）僧人昙无竭受法显大师事迹感召，率25人西行求法，后历尽艰险，终抵印度。可见，佛教在当时已得到鲜卑上层社会和民众的崇奉。彼时的三燕都城黄龙城寺塔林立，高僧云集。

　　436年，北魏统一北方，这是由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北魏历代君主大都崇佛求福，希望藉由佛教化导民俗，稳固政权。太武帝拓跋焘虽曾进行灭佛运动，但其继任者文成帝拓跋濬笃信佛教，佛教在北方得以复兴。北魏时期，也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史上的经典时代。云冈石窟就是高僧昙曜于北魏孝文帝和平元年（460年）奉命开凿的。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摩崖石窟群，始建于北魏时期。在其第五窟的南壁上，有《平东将军营州刺史元景造像碑》，载明开凿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阶段，又是佛教文化融入中华文化的关键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辽西也涌现大批高僧，很多僧人赴中原学法并住持一方，其中多为黄龙籍僧人。如：释昙弘，少修戒行，专精律部，曾弘法于番禺止台寺、交趾仙山寺，孝建二年（455年）圆寂，当地信徒为之建塔供奉。释法度，刘宋末年弘法建康，驻锡摄山（今南京栖霞山），是栖霞寺的开山祖师。

　　契丹对儒、释、道三教的认同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在义理层面日臻鼎盛，中国化的宗派形成。隋文帝杨坚笃信佛教，在全国各州敕葬舍利，建塔供奉，弘扬佛教。据考古人员勘察研究，今朝阳北塔即是其中一座，系隋代在北魏思燕佛图旧址上重建的。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宝安法师在营州（今辽宁朝阳）梵幢寺奉敕将舍利安置塔内，北塔地宫题记砖有云“宝安法师奉隋文帝敕葬舍利”。这位宝安法师即是“隋代三大师”之一的净影慧远大师的弟子。

　　契丹人原本信仰原始巫教。唐末，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逐步统一契丹诸部落，并注意延揽汉族人才，吸收先进文化，由此开始接受佛教。唐天复二年（902年），辽太祖在龙化州（今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以西）“始建开教寺”。辽神册三年（918年），“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表明契丹对儒、释、道三教的认同。

　　辽金时期是东北佛教发展繁盛的阶段。契丹人在唐代已接受并信仰佛教，建立辽国之后，基本承袭唐制，帝王崇尚佛教，大兴佛寺。从1020年至1114年，辽西地区建造了近百座寺庙，多有佛塔耸立其间。今存众多辽塔建筑，反映出辽代盛行建塔，民间亦所谓“唐修庙，辽建塔”。朝阳北塔天宫和地宫出土的大量辽代珍稀佛教文物，说明其佛教文化艺术臻于极盛。

　　雕印大藏经（契丹藏）以及续刻房山云居寺石经，是辽代两大重要文化事业，由契丹皇室、贵族与汉人僧尼信徒共同努力完成。契丹藏倡刻始于圣宗太平元年（1021年），直接导因是得到宋开宝藏的蜀版，契丹统治者组织大批僧侣刊刻藏经，并在内容上尽量补充宋版所缺的写本，在形式上行格加密，改卷子式为折本。全藏于兴宗重熙元年（1032年）开刻，至道宗清宁八年（1062年）完成，共579帙。由于当时辽已恢复契丹国号，故后人称此藏为契丹藏。房山云居寺石经自隋代静琬开刻，至唐末因战乱停止。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年），州官韩绍芳奏请增刻，圣宗即拨款支持。后兴宗、道宗不断追加拨款，至清宁三年（1057年）刻完《大般若经》等600余块，合原存石经共2730块。天祚帝天庆七年（1117年），又将道宗时所刻石经大碑180片，与寺僧通理大师等校刻石经小碑4080片一起埋在地洞里，上建砖塔，刻有标记。这是辽代对佛经一次大规模的收集、整理。石经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契丹藏印本今已全部佚失，但通过云居寺辽代刻制石经，还可窥见契丹藏面貌之大概。

　　佛教促进文化交流交融

　　随着民族交往和宗教交流，辽代佛教具有显密交融的特点，流行密教和华严信仰。如辽兴宗的帝师海山大师，住持觉华岛（今辽宁兴城菊花岛）海云寺，在华严和密教方面都造诣非凡，著有《大华严经玄谈钞逐难科》《八大菩萨曼陀罗经疏》等。由于民间密教盛行，信徒也热衷于建造经幢、诵持陀罗尼咒等，佛塔、经幢、墓碑、墓塔、墓室壁画上常见大日如来、五方佛、八大菩萨、曼陀罗等。如朝阳北塔塔身造像浮雕图像，体现的就是金刚界曼陀罗与八大灵塔信仰的融合，这里曾经是辽代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最大的密教道场——延昌寺。　　

　　金代，帝后信佛，佛教在女真人中十分流行。如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的庆元寺、储庆寺、兴元寺、兴王寺、释迦院等，都是著名的大寺。金代，禅宗临济宗发展最为迅速，其支派杨歧派在东北地区也有传人。据辽宁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出土的《利州精严寺第一代盖公和尚行状铭》，盖公和尚是黄梅东山五祖寺法演禅师之下南华知昺法脉，属于杨歧派。

　　辽金时期是东北佛教发展的重要阶段，今辽阳、朝阳、锦州等地，都是当时佛教文化重镇，佛教信仰深深渗入当地各民族生活习俗之中。如辽代中晚期出现的火葬墓，就是缘于佛教的影响；而皇室贵族和平民百姓以“观音”“文殊”“菩萨奴”“药师奴”“和尚保”等作为小名，更是常见。

　　元代以后，东北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尤其体现出东北各民族与其他地区民族的文化交流与交融。元代帝王推崇藏传佛教，辽西地区也有喇嘛弘法传教，但在民间影响有限，主要是蒙古贵族和上层社会信仰。明代，佛教已深深扎根民间，几乎每个村镇都有佛寺，而且也成为维系民族团结稳定的积极因素。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永宁寺记》和宣德七年（1432年）《重修永宁寺记》二碑，用汉、蒙古、藏、女真四体文字镌刻，记载了钦差太监亦失哈在奴尔干地区造寺塑佛，使当地人感化归附以及朝廷设立奴儿干都司的情况。此举有效巩固了明朝对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的管辖。虽然受到战乱影响，明末东北佛教寺庙数量有所减少，但万历初年辽东都司境内佛教寺庙尚存约90座。

　　后金和清初时期，藏传佛教开始在东北有所发展，满族人逐渐信仰佛教。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修建地藏寺等七大寺。皇太极在沈阳敕建玛哈嘎拉佛楼和实胜寺，供奉蒙古归降所献的玛哈嘎拉金佛；又兴建东西南北四塔四寺，并致书通信派遣使者，和蒙古、西藏高僧建立积极联系。这一时期，藏传佛教成为团结蒙古和西藏的重要纽带。实胜寺开光时，皇太极率文武百官和蒙古、藏、汉僧进香，三叩九拜。据不完全统计，清代藏传佛教鼎盛时期，东北地区至少有藏传佛教寺庙1165座、喇嘛62896人。

　　清代东北佛教集中体现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如辽阳《敕建大金喇嘛法师宝记》是用满汉二字体，《敕建大喇嘛坟塔碑文》是满、汉、蒙古三字体合璧，其碑文镌刻名录很多都是汉族信徒；沈阳实胜寺和四塔四寺碑文，皆是满、蒙古、汉、藏四字体合璧；辽宁阜新海棠山摩崖造像、凤凰山石刻等，也都有蒙古、汉、藏三体文字；一些得到皇家赐额的庙宇，庙名也是三体或四体合璧。而且很多汉传佛教僧众也与蒙藏喇嘛和官员文士信徒结下深厚法谊。例如，清顺治五年（1648年）因文字狱被发配沈阳慈恩寺的岭南曹洞宗高僧函可，在沈阳时创立冰天诗社，是东北历史上第一个诗社。他禅法卓著，在当地甚受礼敬。南塔喇嘛圆寂时，函可曾写诗《元旦哭喇嘛》二首，其一曰：“满头白雪眼双青，方丈时时见执经。四海几回悲鹤梦，一枝今又丧龙庭。顶门有骨留金字，南塔无人失典型。见说国王齐下拜，浮图千古镇沧溟。”

　　与此同时，佛教还对东北各民族产生了深刻影响，锡伯族、达斡尔族、柯尔克孜族、鄂温克族的民间节庆和生活习俗都有佛教信仰的烙印，如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参加庙会，十二月初八佛成道日吃腊八粥，十月二十五纪念宗喀巴大师圆寂之千灯节，等等。锡伯人还在沈阳兴建了太平寺。乾隆时期，沈阳法轮寺被改为满洲喇嘛寺，专用满语诵经。

　　历史上，佛教是东北地区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团结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维护边疆稳定、教化社会人心、巩固中央政权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中国民族报》（2022年11月29日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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