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和中外文化交汇之地。先后活动于这里的民族有羌、塞种、月氏、乌孙、匈奴、鲜卑、吐谷浑、粟特、吐蕃、回鹘、党项等。在敦煌发现的7万件古代文献中，除汉文外，还有丰富的吐蕃文写卷，另有突厥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等文献，这充分表明历史上敦煌及河西地区是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之地。

莫高窟第4窟　北壁东侧灵鹫山说法图（局部）

　　古往今来，敦煌民族众多，留下丰富的历史文献和石窟艺术资料，生动记录了多民族凝聚成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敦煌研究院时指出，“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

　　为进一步推动敦煌学、敦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近日，由敦煌研究院主办，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与国家民委重点项目“敦煌历史文化中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课题组承办的“敦煌多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学术研讨会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召开。来自全国30多个单位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在开幕致辞中说，大量的研究成果实证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坚强支撑。

　　“敦煌不仅是国内许多民族交往共生的重镇，从更广阔的视域上看，敦煌还是贯穿欧亚大陆的国内外不少民族交往交流的热土和重要过渡地带。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类型的多元文化在敦煌进行长时间的交汇交流、对话依存与沉淀，呈现出人类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规律和前进趋势，文化上表现出鲜明的开放、多元风格。”西北师范大学教授李并成说，多民族的聚集杂居，多种文化体系的交错融合，多种宗教的并存和相互渗透，多种风尚习俗的交互熏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敦煌历史文化发展演变为丝绸之路上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生动缩影和典型例证。

莫高窟第464窟主室

　　莫高窟第464窟位于莫高窟北区崖面北端，素有“小藏经洞”之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伯君在《莫高窟第464窟莲花冠上师为西夏国师鲜卑宝源考》中，论述了莫高窟第464窟南面东起下排第一格壁画，其人物的服饰除了冠帽与藏传佛教上师的莲花帽较为相像之外，整体风格还是汉地的，这位上师可能出自西夏本土。

莫高窟第15窟　前室东壁北侧菩萨画像（局部）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李国、副研究员柴勃隆在《榆林窟“阿育王寺释门赐紫僧惠聪住持窟记”重录新识——基于光谱成像技术下的调查研究》中指出，榆林窟第15、16两窟记载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惠聪等人住持榆林窟修窟的发愿文，真实记录阿育王寺赐惠聪一行在榆林窟修行、修缮弥勒大像等事迹，是西夏统治瓜州时期的重要文献。

　　佛教利用茶沟通寺院礼仪与世俗生活，起到传播教义的目的。浙江农林大学讲师潘城在《从敦煌<茶酒论>看佛教茶文化与民族融合》中，通过对敦煌写本《茶酒论》中有关佛教与茶的内容进行解读，结合唐代茶文化状况，探讨佛教茶文化在当时的发展。当茶与佛教相结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入敦煌，又吸纳、融合周边的多种文化因素，在西域诸民族中广为流传时，茶汤已经成为一种移风易俗的精神饮品。

　　蒙古国立大学博士生胡晓丽的《元代敦煌壁画舞姿研究》一文，对元代敦煌壁画中神像体态方面的内容进行整理、提炼和研究。该论文认为，元代敦煌壁画是多民族文化及宗教信仰之间碰撞融合的产物，记录和反映了元代文化艺术交流的情况。壁画内容不仅丰富多样，佛、神像的体态造型也异常独特。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粟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建宇提交的《俄藏和田梵文<法华经>插图研究》一文认为，从新疆和田地区以及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梵文、于阗文写本来看，大乘经典《法华经》曾在古代于阗广泛流行。近年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公布了一件出自和田地区的《法华经》写本照片，部分经页上绘有插图。题记显示该写本为于阗人供奉，从风格学、图像学角度观察，可见于阗与克什米尔地区在宗教艺术方面的交流与融合。

　　回鹘文《说心性经》来源复杂，兼受南北禅学之风影响，内容征引《楞严经》《圆觉经》和《华严经》者甚多，而这些内容均见于唐末高僧永明延寿《宗镜录》等著作。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张田芳、研究员杨富学在《延寿<宗镜录>之流播及其与敦煌本回鹘文<说心性经>之关联》中指出，《宗镜录》成书于北宋立国之初，但因秘藏于阁而鲜为人知，直到北宋中期才在佛教界为人所识，成为学僧传阅的对象。及至元代，禅僧颇重《宗镜录》，尤其是与回鹘关系甚密的中峰明本和天如惟则均受其影响，因此间接影响到回鹘禅僧。元末，《宗镜录》地位骤升，受到统治者重视而得以入藏，进一步促其流布。

　　翻译西夏文大藏经是11世纪西夏王朝精神生活中的主要事件。宁夏文史馆研究员岳键在《银川新发现<西夏译经图>年代考》中指出，这项宏大的事业肇始于夏景宗的1038年，终结于崇宗的1090年。在短短53年的时间里，西夏共译经362帙、812部、3579卷，是中国译经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翻译史上的惊人之举。

莫高窟第3窟　东壁南侧五十一面千手观音像（局部）

　　敦煌研究院馆员张海娟、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胡小鹏撰写的《元代佛教王权观与国家合法性构建》一文认为，元代统治者对佛教文化大加利用，藉由皇室仪式仪仗、君王名号赋予、帝师之制创立等路径，形塑出元朝皇帝为佛教“转轮王”的君主面相；同时，也借助皇权推动，促进了蕴含强烈护国色彩与王权思想的佛教文献的弘播，继而从世俗与宗教两大领域，双向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与政治领域中的“国家”“君王”观念。这不仅为论证元朝的正统性提供了重要的宗教理论基础与思想意识支撑，且对元代思想文化整合、多民族融合乃至大一统国家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安博物院研究员王乐庆的《景教在回鹘中的传播与影响》一文，论述景教在回鹘地区的始传以及回鹘景教团与周边地区教团的往来。高昌地区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多元文明交汇之地，高昌的景教从西而来，其景教教团与敦煌、甘州地区的教团，甚至与波斯、拜占庭的教团有着密切关系。高昌回鹘的景教教团和敦煌的景教教团往来的证据可见于藏经洞及北窟出土文献中。

　　出自敦煌藏经洞的唐五代功德剪纸《对鹿拜塔》《佛塔》《群塔与鹿》《持幡菩萨立像》《菩萨立像》《彩色纸花》等，其用途和功能主要为寺内僧人佛教节日装饰佛堂、佛教信徒在佛教节日做供养、过往香客在寺院做布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唐五代繁荣的佛事活动，以及丝绸之路上宗教文化融合的情景。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讲师张玉平《从藏经洞出土功德剪纸看宗教文化在敦煌的交流与融合》一文以佛教文化在古丝绸之路传播为背景，结合考古资料，将中西方佛塔建筑造型与剪纸佛塔图像、敦煌晋唐花卉画像砖与唐五代彩色纸花剪纸、菩萨立像与莫高窟同时代壁画中的菩萨图像进行对比，从多个维度探索其图像生成范式，进一步论述佛教文化在敦煌的交流与融合。

　　兰州财经大学教授王祥伟在《吐蕃时期敦煌僧尼的名籍制度》中论述佛教传入中国后，随着僧尼人数的渐增及众多民众伪冒僧尼规避赋役，对世俗政权的统治带来不利影响，世俗统治者开始对僧尼设置簿籍，加强管理。吐蕃统治敦煌后，在将敦煌僧尼纳入部落民籍的同时，还编制专门的僧尼名籍，这种僧尼名籍制度既具有吐蕃色彩，又受到唐代僧籍制度的影响。

　　党项西夏的丧葬习俗，经历了青藏高原居住的党项旧俗到内迁黄土高原的夏州党项葬俗，再到西夏建立后丧葬习俗的变迁。宁夏大学副教授于光建的《从丧葬习俗看西夏与吐蕃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一文指出，西夏与吐蕃地域相邻，党项族与吐蕃民族在丧葬方式、葬具、随葬品等方面有极大的相似性，这是两者在文化上彼此相互影响的体现。

　　（本文图片由敦煌研究院提供。作者单位：杨富学，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陶蓉蓉，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民族报》（2022年9月20日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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