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嘉祐七年（1062年），是契嵩一生中的高光时刻。1061年，契嵩从杭州千里迢迢赶赴汴京（今河南开封），敬献自己的著作《辅教篇》及万言书给宋仁宗。宋仁宗读其《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至“谋道不谋身，为法不为名”时，“叹爱久之”；宰相韩琦看契嵩著作后，比之“史笔”；欧阳修虽辟佛，但阅其书后亦喟叹“不意僧中有此郎也”。1062年，宋仁宗诏令契嵩著作勘刻入藏，并赐契嵩“明教大师”之号。一时间，契嵩名震京师。

契嵩画像资料图片

　　契嵩，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藤州镡津（今广西藤县）人，俗姓李，字仲灵，自号潜子。契嵩7岁时从父遗命出家至镡津宁风寺；稍长时，几位兄长见其聪慧，想接他回家还俗，独其母曰：“此父命，不可易也。”契嵩14岁时受具足戒；19岁时欲离乡游学，族人挽留，其母又曰：“汝已从佛，务其道宜也，岂以爱滞汝？汝其行矣。”从此，契嵩开始游方参学，寻师访道。

　　此后十余年的游学过程中，契嵩下沅江、湘江，陟衡山，赴袁州（今江西宜春）、筠州（今江西高安）等地。后于筠州洞山晓聪禅师门下得法，为禅宗云门宗法嗣。庆历年间，契嵩入吴中（今江苏苏州吴中区），至钱塘（今浙江杭州），乐其湖山，欣然隐迹其间。

　　契嵩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初儒士排佛的高潮时期。上承中唐韩愈之辟佛传统，北宋初即有儒士著书批评佛教，如孙复、石介等人。后来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北宋重臣如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富弼、李觏等，都主张抑佛。例如欧阳修指出佛教有“两害”（《本论》），李觏认为佛教有“十害”（《富国策第五》）。仁宗即位以后，听从祠部张洞之言，减度僧尼三分之一。当时朝野上下排佛声浪进一步高涨。

　　契嵩身处山林，洞察到了佛教生存环境的变化，慨叹“古今文兴，儒者以文排佛，而佛道浸衰”，发愿“欲以文辅之吾道，以从乎世俗之宜”。契嵩决心力挽佛教之颓势，积愤在胸，发奋著作，文思潮涌，最终写成《辅教编》。不少文儒爱其文采，折服其文理，以为佛与儒在教化上不可偏废。

　　契嵩与仕宦儒者广泛交往，直至上书皇帝。尤其在京城期间，契嵩频繁地投书大儒权贵，其对儒家经典的独到见解打动了诸多大儒，皆愿意与其交游并得以深交。契嵩结交了诸如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欧阳修受契嵩的影响，晚年自称六一居士，改变了之前辟佛的态度。苏轼在杭州灵隐寺与契嵩交往，还目睹了契嵩圆寂前后的情况，在《故南华长老重辨师逸事》中特别提到：“契嵩禅师常瞋，人未尝见其笑；海月慧辨师常喜，人未尝见其怒。予在钱塘，亲见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坏，益薪炽火，有终不坏者五。……世人视身如金玉，不旋踵为粪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爱故坏，以舍故常在，岂不然哉！”在契嵩等一些高僧的努力下，逐渐扭转了北宋儒士排佛的风气，士大夫阶层又开始接纳、亲近佛教。儒释关系由宋初的对立排斥变为逐渐靠近，儒释融合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契嵩使用儒学化的语言和表达方式，用佛门的义理对儒家的中庸之道加以附会和阐释，在儒佛会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契嵩继承了智圆“释之言中庸者，龙树所谓中道义”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更直接地提出“佛之道与王道合也”的看法。在《万言书上仁宗皇帝》中，他直白地向统治者表明，佛教的中道也可以用以治理国家天下。契嵩非常推崇《中庸》，认为“夫中庸者，盖礼之极而仁义之原也”，而儒之“中庸”、佛之“中道”与“皇极”（王道）大同而小异，互为表里，同归于实现天下大冶。此外，在反对极端化和绝对化上，契嵩认为，佛教“中道”与儒家“中庸”亦有相通之处。佛教的中道教导人们在处理日常事务时，随宜随对治，善者善治，恶者恶治；儒家的中庸之道，讲求“致中和”“允执其中”。他认为儒佛两家都追求“适中与正”，因此在这一层面是相通的。

　　契嵩以佛教“五戒十善”会通儒家“三纲五常”，化解当时儒者对佛教的攻击。他以佛教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在契嵩看来，五戒与五常是天然相通的，“异号而一体”。五戒与五常的会通，成为拉近儒释距离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清除了儒释会通之路上经义层面的障碍。

　　在孝亲伦理观方面，契嵩以“孝”为突破口，对佛教的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力图找到佛教与儒家伦理思想的契合点。契嵩强调僧人也要孝顺父母，持戒与尽孝是一致的，“孝名为戒”“孝为戒先”。他极力调适佛教内部的孝道观，积极向儒家传统伦理靠拢，严厉驳斥那些以为出家修道就不用尽孝的错误认识，苦口告诫：“佛子情可正，而亲不可遗也。”契嵩还指出，佛教的孝道观不仅是指世俗意义上的孝养父母，而且还包括出家人的德行使父母感到荣耀，以及更高层次的以佛法度化父母、得求解脱，这是佛教独有的大孝。这无疑是对佛教孝道思想的中国化改造，契嵩也因此被称为“一代孝僧”。

　　契嵩继承禅宗六祖慧能的心性论，同时兼收儒、道的心性思想，具有融合三教的时代特色。他吸收儒家《易传》和《中庸》的心性思想，将儒家人性说引入佛教心性论；其“明心见性”的心性论受到老庄“无为见性”的影响。契嵩认为，三教圣人的言行，乃至诸子百家，其思想义理、行仪方式等固然有异，但其共通之处都在于“欲人为善”，是“心一迹异”；无论信奉何种宗教，都是信奉自己的本心，只是外在的行迹不同而已。他用了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诸教也，亦犹同水以涉，而厉揭有深浅，儒者圣人之治世者也，佛者圣人之治出世者也。”连衣涉水叫厉、提起衣服涉水叫揭,喻涉水深浅不同。意即各种不同的宗教，就像不同的人蹚过同一条河流，有的人连衣过河，有的人提起衣服过河，感觉深浅不一，但本质上都是涉水。

　　得到仁宗赏识的契嵩没有留恋京城的荣华富贵，毅然表辞，东归还吴禅修。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蔡襄出任杭州知府，延请契嵩住持杭州佛日山净惠禅院，故后世又称其为“佛日契嵩”。数年后，他因病辞归灵隐寺。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六月初四深夜，契嵩圆寂于杭州灵隐寺翠微堂。

　　契嵩的融合儒释，一方面表征了他对佛教中国化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他入世归儒的思想倾向。他入世归儒的思想和实践对宋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程朱理学的形成输送了血液。契嵩所追求的“儒释一贯”思想，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中国民族报》（2022年9月13日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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