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个小城，开车从市中心出发，10分钟就出了城。道路两边整齐的行道树，很快被“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象取代。

　　尽管已是旺季，但游客并不多，车也少，出城的路上，几辆载有乘客的大巴格外显眼。这是前往敦煌研究院的通勤车，研究院紧挨着莫高窟，距离市区25公里。

　　空中鸟瞰，沙丘，戈壁，远处的三危山苍凉静默。一条狭长蜿蜒的绿洲，古老的石窟隐隐若现。我们向工作人员请教时得知，绿洲中的树木，很多都是在莫高窟工作的老先生种下的。

　　“一代又一代，才有了莫高窟今天的繁荫。”　

　　我为莫高窟“修史”

　　王娇是敦煌人，2014年从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毕业，2015年进入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7年来一直从事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写工作。简单说，就是给莫高窟“修史”。

4月19日，王娇在莫高窟第259窟做洞窟记录。

　　王娇还记得，高考填报志愿，没什么想法，刚好在电视上看到樊锦诗院长的采访，字幕打出来，樊院长学的是考古学专业，父亲在一旁试探着问，要不你也学考古？二人一拍即合。

　　毕业找工作，回敦煌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樊院长的影响，家乡的熟悉感，导师的引荐，对王娇来说，研究院的工作氛围和学校几乎没什么区别，“环境很简单，大家都一门心思做学问，不懂就问，到处都是老师。”

　　喜欢并不意味着轻松。

　　20世纪以来，“敦煌学”研究成果丰硕，各种相关出版物层出不穷，但一直缺少一部权威、翔实、成体系的科学档案资料。

　　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写，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满足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对敦煌石窟资料的需求，推动石窟文化遗产研究，促进敦煌石窟的永久保存、保护、研究和弘扬。

　　一部大部头作品，背后的辛苦可想而知。王娇作为考古报告工作团队一员，参与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9窟考古报告》，总计30余万字，已历时十余年。

　　而根据《敦煌石窟全集》编辑出版计划，这样的考古报告要做100卷。

　　“一个遗迹现象，要反复去洞窟观察核实，比如对游客来说是千篇一律的千佛，我们要一个一个去观察，每个细节都可能蕴含着重要的历史信息。”

　　从洞窟回来，紧接着就是大量的案头工作。考古报告是一项需要多部门、多学科合作的团队工作，翔实的文字记录、严谨的测绘图、全面的摄影图版、科学的分析报告缺一不可。

　　王娇最大的压力还不在工作本身。老一代莫高人逐渐从一线退下，年轻一代急需顶上去。“考古报告以后要交给你了。”樊院长的话一直挂在王娇心上。

　　《敦煌石窟全集》第三卷、第四卷的撰写工作已经开始筹备，参与者大多是90后、95后，王娇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老一辈研究者的接力棒，必须得接住”。

　　压力虽大，却也充满干劲。

　　有一次，王娇在做洞窟记录时发现，莫高窟第259窟两壁上部的阙形龛里都有孔洞，为了搞明白这些孔洞的作用，王娇从保卫处借来钥匙，把莫高窟有阙形龛的十来个洞窟挨个看了个遍，回办公室后立刻调取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连着熬了四个晚上，经过仔细对比和梳理，分析出莫高窟第259窟阙形龛的制作流程。

　　“和樊院长讨论后，补充进了考古报告。”王娇说，“特别高兴，疲惫感一下就没了。”

　　对王娇和她的同事们来说，在洞窟中发现从未被发现的细节和信息，经过整理介绍给更多的研究者，是他们最开心也最有成就感的事。

　　“大家志同道合，老前辈的言传身教让我们获益匪浅，新来的年轻人胆子大、有想法、敢质疑。”王娇说，研究院也为他们提供了广阔平台，这些年她和同事一起，参与众多国内外石窟考察，去高校交流授课，生活忙碌充实。

　　王娇的办公桌上，有本2011年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两分册8开780页，密密麻麻做满了笔记。“出版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是老一辈考古人的殷切期盼，也经历了老一辈莫高窟人的多次尝试和实践，如今终于实现，我们不仅感到自豪，更为能参与其中而荣幸。”

　　“我一直记得樊院长说的，择一事，终一生。”王娇说，“考古报告就是我一生的事业。”

　　我在莫高窟“面壁”

　　第一次见到杨金礼，是在莫高窟第231窟——这是一个中唐时期开凿的洞窟，距今已超过1200年。虽然洞窟外气温已经超过30摄氏度，但在窟内还要穿上厚厚的外套和护膝。

4月19日，杨金礼在莫高窟第231窟修复出现病害的壁画。

　　杨金礼坐在小板凳上，面向南壁，正对一幅经变画。他专心致志地盯着壁画，半天都没动一下，从我们的角度看过去，想到了小说《三体》里的“面壁者”。

　　只不过杨金礼的任务不是制定战略计划，作为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的壁画修复工作者，他考虑的，是如何对出现病害的壁画进行修复。除尘，粘结，回贴……一套流程多个步骤，环环相扣，哪个步骤都不能出错。

　　由于年代久远，壁画会产生许多病害，包括起甲、空鼓、酥碱、微生物污染等等，如果不及时修复，就会有损毁消失的危险。

　　“比如起甲壁画，颜料层起翘后会自然脱落，如果不用专业技术手段干预，壁画一点一点地脱落，很快就不复存在。”杨金礼和同事的工作，就是帮助壁画对抗时间的流逝。

　　1987年出生的杨金礼，19岁就来到莫高窟，刚来那几年，师父从不让他碰壁画。“每天就是和泥、剪麦草、打杂，干了整整两年。”杨金礼觉得无聊，坚持不下去，但看到别人修复完成的壁画又心痒痒，“天天想，啥时候才能轮到我”。

　　两年过去，师父把杨金礼叫到身边，决定带他一起修复，“对待壁画一定要认真，要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十几年之后，杨金礼依然牢牢记得这句话。

　　独立上手后，杨金礼开始体会到师父的良苦用心。“干这一行，真得磨性子，心要沉得下，屁股要坐得住。”杨金礼说，莫高窟的壁画修复每年从3月开始，一直到10月，一个中等大小的石窟，一个修复团队需要两三年才能完成修复。

　　窟内阴冷，阳光照不进来，面对一面墙壁，一坐就是一天，“很多老同事都有关节炎”。壁画本不易保存，历经千年更加脆弱，一个失误就有可能对壁画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精神要集中，只想两件事，手上的工具和眼前的壁画。”杨金礼说。

　　一面墙壁，一个工具箱，两层置物架上，大大小小几十件工具一字铺开。“现在条件好多了，以前很多工具都得自己做，想用木刀，得自己去找木头，自己磨刀。”杨金礼说，“脚手架没有钢做的，都是木头，爬上去摇摇晃晃，腿抖。”

　　提升的不仅是工作条件，“现在的修复，”杨金礼反复说，“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

　　20世纪70年代是敦煌研究院自主修复壁画的起点，也是莫高窟的“抢救性保护期”。众多莫高窟工作者克服物质材料的极度匮乏，在缺乏成熟技术和理论的背景下，在黑暗中摸索，逐渐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保护修复流程。

　　莫高窟的保护修复经验，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也被运用于众多石窟寺的保护修复工作。这些年，杨金礼和同事们一起，参与了西藏布达拉宫、日喀则夏鲁寺、山西云冈石窟等一系列寺院石窟的修复工作。

　　如今，莫高窟已由“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发展，建立了我国文物保护领域首个国家工程技术中心，保护更讲求精准，也更注重背后机理的探寻。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果没有前辈们吃的苦，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环境。”杨金礼感叹。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加入了修复师的团队，“有学美术的、学化学的，专业不同，对壁画修复的关注点就不同。”看着他们，杨金礼总能想到自己刚来莫高窟时的样子，他会提醒自己，“要做好承前启后的工作，帮助年轻人尽快上手，也不辜负老一辈的辛苦。”

　　我替莫高窟“画像”

　　刘小同来到莫高窟，成为一名临摹师，用他的话说，“合适”。

　　2014年从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后，刘小同也纠结过职业选择。高三就到北京学美术，平时在学校，假期在宋庄。“大城市的艺术圈，新生事物多，视觉冲击力大，对年轻人吸引力自然大。”

4月19日，刘小同在莫高窟第172窟比照临摹壁画的细节。

　　那里有更广的圈子，更多的展览和画室，更好的工作机会……“列优点确实能列不少。”

　　但刘小同有自己的思考，“快节奏虽然冲击力强，但沉淀不下来，容易浮躁，尤其对年轻人。”很长一段时间，刘小同感到自己静不下心，也做不出想要的创作。

　　左思右想，不破不立。

　　2014年底，刘小同背上画板和行囊，买了张北京到敦煌的硬座车票，坐了二十几个小时，来到了莫高窟。

　　“静”是刘小同对莫高窟的第一印象，和之前的“躁”形成了鲜明对比。戈壁滩上的时间好像慢了下来，这样的节奏，除了画画，“心无杂念”。

　　作为壁画保存保护的重要手段，临摹分为客观临摹、整理临摹、复原临摹。即使在数字化技术不断更新的今天，临摹依然具有它的不可替代性。

　　“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都不一样，大到风格构图，小到弹线晕染，都不尽相同。”刘小同说，数字化技术只能作为辅助手段，尤其对于一些有损毁的壁画，想要恢复，只能靠临摹师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

　　刘小同一直记得老院长段文杰的一句话，“没有十年，进不了莫高窟的世界。”

　　这句话没有吓到他，反而对上了他的胃口。顺利入职研究院后，画室变成了家，安个折叠床，置办个冰箱，了却后顾之忧，一头扎进了莫高窟的世界。

　　“下午吃完饭开始画，画到凌晨三四点，一个星期不回家是常有的事。”以前苦苦不得求的状态，如今在莫高窟终于实现。

　　除了踏实和满足，莫高窟还带给了刘小同自信。

　　2017年去意大利参展，碰上了许久不见的老同学，聊了很多，朋友说，他开口闭口全是莫高窟，想问他点别的问题，他也总能拐回到莫高窟。刘小同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是学校里那个只关心自己内心感受的学生了”。

　　“莫高窟让我变得成熟，也变得自信。”刘小同说，“这种自信让内心强大，更坚定自己做的事。”

　　斑驳的色彩、交织的线条、深邃的笔触，厚重的历史被娓娓道来。耳濡目染，朝夕相处，少年的迷茫与纠结也慢慢平息散去。

　　在莫高窟，刘小同还遇到了爱情。

　　刘小同的爱人也是临摹师，两人共用一个画室，每天一起画画，一起去洞窟。“我们有一样的艺术观点，喜欢一样的生活方式，连听的音乐都是一种类型。”刘小同说。

　　既是相濡以沫的爱人，又是互相帮扶的同事。“每天聊的都是壁画，工作和生活没有明显的界限。”

　　走进古人的世界，揣摩古人的用意，真实完整地恢复壁画原貌，是一代代莫高窟美术工作者孜孜不倦的追求目标。如今刘小同正和同事们一起，致力完成莫高窟第172窟的整窟复原临摹，这项工作从2017年开始，预计到2023年结束。

　　结束采访，我们和刘小同一起走在莫高窟窟前，九层楼风铃声幽幽，刘小同指向一片杨树林，“据说这是常书鸿先生栽下的。”

　　作为敦煌研究院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创建者，常书鸿先生守护敦煌五十余载，被称为“敦煌守护神”，去世后安葬于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下，同样被安葬于此的，还有其他二十多位为莫高窟奉献一生的前辈。

　　一代代人来到这里，留在这里，最后离不开这里。

（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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