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先秦汉唐、宋、元画特展”在浙江美术馆展出。其中，第六展厅和阳光长廊的复制窟以全球领先的3D复原技术带给人身临其境般的震撼。这些千古不可移动的文物，通过高科技“走”到了一起，一展中国绘画与石窟艺术的魅力。

“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先秦汉唐、宋、元画特展”现场。王锦超摄/光明图片

　　中国绘画国宝的团聚

　　这次展览分为“盛世修典”“久久为功”“大国宝藏”“转化发展”四个板块。其中“大国宝藏”展出的是“大系”之“先秦汉唐”“两宋”“元代”三个单元编纂出版档案中用于校准工作的1500余件高保真调图校色打样稿，是流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绘画国宝的一次团聚。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由浙江大学、浙江省文物局编纂出版。“大系”至今共收录海内外260余家文博机构的中国绘画藏品12479件（套），涵盖了绝大部分传世的国宝级绘画珍品，是迄今为止同类出版物中藏品收录最全、图像记录最真、印制质量最精、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绘画图像文献集成。

　　“这次展览也是宋画展示最全面的一次。全世界现存宋画有1000多幅，本次展览中就展出了800多幅作品，宋人眼中的山水花鸟、生产劳作、宴饮玩乐等生活百态尽数展现。”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团队负责人说。

　　除了丹青精品，这次展览的另一大亮点是石窟艺术。在敦煌研究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浙江大学团队利用全球领先的3D石窟复原技术，将中国四大石窟，以及四川安岳石窟和浙江杭州西湖石窟中的若干个典型洞窟，等比例复制，汇聚到杭州。

　　“盛世修典”是绘画大系展览，为什么会展出石窟呢？有关专家指出，石窟以雕、塑、绘形式存在，和中国绘画史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像敦煌的壁画、云冈的雕刻，这些在古代是绘塑同源的。

　　本次展览有一个专门的小板块，展示了不同形式的美术作品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大放异彩的舞蹈《只此青绿》，它的灵感来源于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早在盛唐时期，著名画家李思训就创造了以石绿色为基调的青绿山水，那时候的敦煌石窟中也有不少青绿山水画的作品。”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说，到了中唐以后，石绿色便逐步成了壁画的主调，尤其是到五代宋以后，石窟壁画的基调差不多都成了石绿色。

　　时与空的交错，形与式的幻变，数字化让这些绘画与石窟精品突破时空，超越类别，来了一场“面对面的相会”，也让今天的人们得以有幸领略古人丰富的文化世界，感受到积淀其中的那份深厚的文化精神。

“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先秦汉唐、宋、元画特展”展品。王锦超摄/光明图片

　　石窟艺术中的中国文化内核

　　公元366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东沿古丝绸之路（河西段）上，敦煌石窟浓墨重彩地掀起了它的大幕，随后云冈、龙门等石窟也逐一登场，叮叮当当的雕凿声一直延续千余年。

　　走进第六展厅，一抬眼便看到绘满佛像的覆斗顶，这种来源于古代斗帐的建筑屋顶方式透露着浓浓的中国特色。展厅四周分别是云冈石窟第6窟南壁“文殊问疾”屋形龛、龙门石窟古阳洞四大北魏龛、敦煌57窟和45窟的一比一复制窟。

　　“文殊问疾”屋形龛是云冈石窟现存28幅维摩诘经变雕像中保存最完整、最宏大的一幅，也是中期云冈石窟的上乘之作。

　　“此时正值北魏推行汉化政策，佛教艺术开始融入中土元素，佛像已经坐上了中式殿堂样的佛龛。虽然面部还是保留了早期石窟佛像方额高鼻的特征，但是表情不再威严，而是柔和中带着笑意。”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志荣说。

　　北魏迁都洛阳后开凿的龙门石窟体现了更多当时黄河流域的风土人情。古阳洞四大北魏龛是古阳洞中有计划布局开凿最早的一批工程，亦是龙门石窟的造像之始。N134龛内雕刻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佛已改穿褒衣博带的双领下垂式佛衣，下摆密褶稠叠，而这正是源自孝文帝汉化改革后在服饰领域的一代新风。

　　展厅中两座唐朝时代的敦煌石窟以壁画和塑像为主要元素，园林式的殿堂、连环画式的人物山水画莫不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的社会面貌和风土人情。

　　随着佛教从西域丝绸之路一直纵深向东，佛教艺术也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从黄河流域再到长江流域，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养分，褪去浓郁的异国风情，显露出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特征。

　　在阳光长廊里，长江流域石窟的代表作大足北山观无量寿佛经变相龛属于晚唐作品，规制宏大，构图严谨，刻工细腻，人物多达580余尊，内容之繁复、雕刻之精细让人暗暗叹服。安岳石窟毗卢洞“紫竹观音”像衣裙飘逸动感十足，清瘦适中的人物体态和清新淡雅的艺术风格已经日趋接近世俗化的审美情趣。

　　“如果前后对照着来看，就能发现石窟艺术在多民族、多文化体系的传播之中，已经悄悄融合了中国特有的文化与情感，以及中国人的气质与精神，呈现出更多的中国风格，背后反映的其实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李志荣说。

　　数字化助文化史迹汇聚一堂

　　“数字化复原”“数字化共享”是浙江大学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的重要理念。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长期负责文物数字化图像采集工作的刁常宇告诉记者，每一个石窟的复制都需要克服从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到后期的3D打印加工、结构设计制作、质感处理、色彩纹理等环节的诸多挑战。

　　以飞来峰佛龛为例，这处造像高3.5米，宽6米，深4.87米，其中仅布袋弥勒就高1.9米，宽2.6米，“它是一个半圆形佛龛，下面深，上面浅，这给整个佛龛的分块、结构设计和制作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4月6日凌晨弥勒佛才从深圳‘飞’来浙江美术馆。”负责后期处理的美科图像（深圳）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陈少康说。

　　此前的十年间，浙大团队沿着中国文化边疆和陆、海丝绸之路的主要站点，与遍布全国的合作者们已经完成了数以百计的项目。“这次复制窟的汇聚展示也是中国20年来石窟寺数字化工作成果的集结。同时这也是将杭州西湖的石窟第一次放在中国石窟的脉络里呈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李志荣说，“飞来峰这处造像是中国石窟艺术晚期的精品，而布袋弥勒形象是宋元时期江南地区所特有的，雅俗共赏，喜庆祥和，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重要实证。”

　　“绘画大系是17年来全世界数字资源汇编的成果，复制窟则是20年中国文物数字化保护的成果；前者是博物馆绘画藏品的集聚，后者则是将大地上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以数字形态集中在一起。”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团队负责人说，借助于数字化技术，散居各地的石窟文化史迹与中国历代绘画得以共聚一堂，为探索深入理解、保护、研究、展示中国艺术和优秀文化提供了新的途径。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20日 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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