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会通”是近来宗教界和宗教学界关注的课题。这里仅讨论儒、释、道的三教会通。至于“会通”本身的意义，按我的理解，是指理论或实践的一致、相通，是对于此种一致感的寻求和肯定，是对对立、紧张的化解。

　　近20年来，“宗教对话”得到大家的肯定。宗教对话是一种方式，目的是求得宗教间的沟通和理解，妥适地理解对方的信仰与实践。宗教对话是适用于当今世界一些地区宗教严重对立的境况的沟通方式，是发展宗教间相互理解的最基本亦即最初级的方式，也是使宗教间从严重冲突、对立走向缓和的基础步骤，值得肯定。

　　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宗教之间本来就没有严重对立和冲突，绝大多数王朝同时支持儒、释、道三教，虽然支持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千百年来三教会通的努力不断，已成为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三教会通的努力并不是指企求三教化而为一，而是指致力于使三教自觉了解各家之间的相通之处，化解不必要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宗教会通”与宗教对话不同，是适合于中国宗教关系历史的处理相互关系的一个方式，是比宗教对话更为进步的宗教理解方式。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对宗教间的会通持何种态度？处理“宗教会通”问题，儒家思想有何种资源和特点？　

　　首先，在社会伦理方面，儒家重仁爱，佛教重慈悲，而以仁、慈为“同出异名”，认为“五戒与五常同归”，中国宗教在这方面的会通从很早就开始了。南北朝的经学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提出：“内典初门，设五种之禁，与外书五常符同。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归心篇》）把佛教的“五戒”和儒家的“五常”相比，是南北朝以来最常见的做法，表示儒家很注重从不同宗教社会伦理的一致性或相容性来思考不同宗教体系的会通。北宋时期，多以本末、道迹之辨来会通儒佛。宋真宗兼礼三教，他继承了颜之推的讲法：“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而道同。大指劝人之善，禁人之恶。不杀则仁矣，不盗则廉矣，不惑则信矣，不妄则正矣，不醉则庄矣。”（见《佛祖统纪》四十四）这是强调儒佛在伦理价值和道德规范上的会通，并认为儒、释、道的不同只是表面现象的不同，在根本大道上是一致的，在有益教化民众和社会治理两方面是一致的；它们的相同处是根本的，相异处是末节的。认为三教的共同之处是劝善禁恶、正人心术。从不同宗教的伦理功能、社会功能、政治功能着眼，来观察宗教的相通之处，应当说是儒家观察宗教问题的侧重之处。

　　第二，在治国理政方面，至少自南北朝以来，中国形成了一种治道的传统，就是统治者或主政者同时支持三教。这种对三教的同时支持并不是出于愚民的立场，而是在明确确认三教各自特色和所长的基础上，求其功能互补，即注重从社会整体需求来观察不同宗教作用的特性和局限，各予肯定，并从整体上把三教安排为一个统一、互补的结构，使得三教各尽所能。北宋人曾说“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受此启发，宋孝宗曾著《原道论》，论三教会通，主张：“释氏穷性命、外形骸，于世事了不相关，又何与礼乐仁义者哉？然犹立戒曰不杀、不淫、不盗、不妄语、不饮酒。夫不杀，仁也。不淫，礼也。不盗，义也。不妄语，信也。不饮酒，智也。此与仲尼又何远乎？从容中道，圣人也。圣人之所为孰非礼乐？孰非仁义？又恶得而名焉？譬如天地运行，阴阳若循环之无端，岂有春夏秋冬之别哉？此世人强名之耳，亦犹仁义礼乐之别，圣人所以设教治世，不得不然也。……或曰：当如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斯可也。其唯圣人为能同之，不可不论也。”（见《佛祖统纪》四十七）这一说法流传最广，它是指三教不仅可以在教化方面互补会通，也包含了人生内在修养和外在社会治理等多方面的互补。孝宗虽然不是儒家学者，但其基本立场是以儒家、孔子、圣人为主的入世主义，显示儒家思想主导的政治注重从不同宗教对社会政治的作用综合思考宗教的会通。这种观念超越了单个宗教的立场，既是对多元宗教的肯定，也未尝不是一种走向“美美与共”的实践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这可以看作儒教的一种管理理念。而这样一种政治管理的理念就在政治治理的政策观念上根本限制了宗教冲突的可能性。因为在这样的政治视野中，三教成为了共同服务于修养人心和社会治理的力量。

　　第三，在思想理论方面，早在儒家经典《周易》系辞传中，就提出了一种学术观，即“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也成为后来宗教可能会通的基础。“百虑”就是各种学说和理论，也可以包括各个宗教体系。这种思想认为不同的学术体系在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这些不同的学术体系主张的方法不同，但趋向的目标是相同的。这种“一致而百虑”的思维模式在理论上、实践上容纳了“宗教会通”在历史上的多样发展。如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儒、释、道三教并立之势渐渐形成，魏晋时“会通孔老”亦即“儒道会通”成为这一时期思想的重大课题。到唐宋时代，“儒佛会通”则不断被加以探讨，体现了儒家内部一直有一种寻求会通其他宗教思想的努力。到了宋代，理学还提出“理一而分殊”，这一命题在学术观的意义上与“一致而百虑”一样，也蕴含这样的思维，即不同宗教对根本真理和根本善的追求是一致的，只是追求的途径、方法各不相同，学说内容中真理的表现有所不同。以这样的观念理解宗教关系，就会引向宗教间的相互吸取、相互包容、相互尊重，也自然会承认不同宗教会通的可能性。

　　到了明代，三教合一的思潮进一步发展，在儒家内部也引起不少直接的回应。如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曾经提出著名的“三间厅堂”的比喻，他说儒家的学说体系如同三间厅堂，左边一间的内容与佛教相通，右边一间的内容与道家相通。这就意味着，儒家思想学说中有与佛教相通的部分，也有与道家道教相通的部分。从这样的立场来看，儒与佛道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会通的。他还提出，对于圣人来说，“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就是说，儒、佛、道都是大道的不同之用。阳明后学焦竑说：“道是吾自有之物，只烦宣尼与瞿昙道破耳，非圣人一道、佛又一道也。”认为儒之道、佛之道、道家之道并非各自为道，而是一致的、统一于圣人的根本大道。

　　在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长期并存，但三教之间从未发生大规模武力冲突，更没有西方宗教史上那样长期的宗教战争，儒、释、道三教虽然理论上有所辩论，但在社会上和平相处，三教调和的观念在社会上十分深入人心。明清以来，中国的主要宗教已经从三教渐渐变为五大宗教，当今世界的宗教则更为多样。回顾和认识古代儒家的看法,对发展当代宗教关系的包容主义和多元主义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系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中国民族报》（2022年4月26日　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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