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一位老人迎来百岁生日，重庆的国民政府为这位老人颁发褒奖令，延安的中共中央特致贺电，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这位老人就是中国第一个神学博士、南京第一任市长、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他在一百年波澜起伏的人生里，与国家同命运共呼吸，展现了一个天主教徒的家国之情。

马相伯　资料图片

　　1840年4月7日，正当英国下议院讨论要在中国发动战争之时，马相伯出生于江苏丹徒县。他的祖籍是江苏丹阳马家村，天主教在江南传播时，大运河是其最主要的传播线路，丹阳马家村就在大运河边上。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处于“百年禁教”中的天主教借机重返中国，外国传教士在丹阳发现，这里依旧有着千余名天主教徒。童年时的马相伯一边在家中接受天主教教育，一边入学塾接受儒学教育，并且考中了秀才。1851年，11岁的马相伯只身赴上海，进入耶稣会所办的依纳爵公学（后改名徐汇公学）读书，后来成为学校的国文与经学助教。1862年，马相伯进入新办的徐家汇耶稣会神学院初学院学习，两年后升入大修院，并且加入了耶稣会。1870年，马相伯通过了耶稣会的考试，完成了耶稣会最高层次的神学与哲学教育，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

　　但是，神学博士学位并没有让马相伯成为一个彻底的耶稣会士，反倒使他能够更为深刻地正视西方文化。年龄渐长的他在两种文化的张力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突与紧张，这种文化张力与现实冲突混合，最终导致了他与耶稣会的决裂。

　　清末来华的天主教与明末来华的天主教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借着枪炮和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被人称为“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它的形象与西方的侵略者混合在一起。而且，天主教重返中国时，依旧带着礼仪冲突时的禁令，这使得两者刚一接触就重新进入紧张关系之中，马相伯就处于这种特殊的处境之中。

　　马相伯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出任徐汇公学学生督导，4年后升为校长。在这段时间里，马相伯与天主教的分歧渐露。他在学校相当重视中国经史教育，并且还带领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这使得教会方面对其相当不满。不仅如此，马相伯在生活上还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这更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他曾表示“洋人自以为天之骄子，根本看不起中国人”。在多重因素的促使之下，他的弟弟马建忠于1874年脱离耶稣会，两年后，马相伯也与耶稣会决裂。

　　这是马相伯人生的第一阶段，他亲身见证了清末天主教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也促使他在后来的人生中思考天主教中国化的问题。

　　从1876年离开耶稣会到1897年重返教会，这一期间，马相伯的主要事业都在晚清的政坛。他的二哥马建勋在李鸿章的幕府，主管淮军粮台，弟弟马建忠离开耶稣会后，也加入了李鸿章的幕府。他在兄弟们的引荐下也进入了淮军系统，帮助开展洋务工作。他先入山东布政使幕府，后任潍坊机械局总办，主持山东洋务。1878年，马相伯完婚，妻子就是山东人，两人育有二子一女。婚后第3年，马相伯赴日本任参赞、领事，半年后在回国的船上见到了李鸿章，被李延入直隶总督幕府。在李鸿章幕府中的马氏兄弟以他们的外语和西学教育优势，参与了清末政坛许多重要事务，尤其是洋务运动和涉及中外纠纷的外交事务。悲剧的是，1893年，马相伯的妻子与幼子坐船从上海回山东探亲时，在海上罹难。两年后，他的母亲去世。经受数年间内忧外患的不断打击之后，马相伯回到上海徐家汇隐居，重返天主教。

　　这是马相伯人生的第二阶段，他亲身见证了中国屈辱的晚清历史。他投身政界参与洋务运动，希望能够振兴国家，然而他无力扭转局势，只得退居上海。在此之后，他在公共事业上决心兴办教育以救国家，在个人信仰上则重归天主教。

　　1897年，重回天主教的马相伯写了4篇明末天主教人物的遗像题词，这是他在重归之时对天主教前途的思考，他试图从明末天主教历史中挖掘天主教中国化的精神资源。马相伯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天主教的问题都有着深刻的体会和思考。他认为清末天主教最需要解决的是洋教色彩，他从多重角度论述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马相伯认为外国传教士依仗西方势力，将教堂所到之地视为外国势力范围，将教民置于自身的保护之下，使天主教成了自外于中国社会的“国中之国”。马相伯提出切断天主教与西方政府的联系，使天主教成为中国人的天主教。他提议外国传教士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马相伯进一步表示，不但传教士要学中文，而且天主教的经文、教义都应该用儒家经典和中国传统的文化语言来表达。除了语言之外，天主教更要尊重和顺应中国的传统风俗与生活习惯，以此才能为中国大众所接纳，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

　　马相伯所强调的这些中国化措施，是对明末天主教文化适应策略的呼应，包括学习中国语言、用中国经典翻译天主教术语、用中国文字写作、尊重中国礼仪风俗，都是利玛窦曾经推行的措施。马相伯认为，明末的传教士有着深厚的学问和素养，而且掌握时代最为先进的科学知识，而清末的天主教则差之甚远。因此，马相伯呼吁教会投身教育，兴办大学。1900年，马相伯将自己所有的财产捐献给教会，用来兴办震旦学院，并且亲自主持学校，编写教材。后来，马相伯再办复旦公学，就是复旦大学前身。民国成立后，马相伯应邀北上参政，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25年，他还参与筹建和资助辅仁大学。

　　这是马相伯人生的第三阶段，他在个人境界上以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为本位，融合天主教信仰；在公共事业上则主要致力于兴办教育，以期改变国人的精神与国家的命运。然而，这个进程被一场更为深重的民族危机所打断，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马相伯不得不再次投身扶危救亡的事业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马相伯在鲐背之年再次走出居所，先后发起了中国民治促成会、江苏省国难会等组织，疾呼全国上下团结抗日。1937年，上海沦陷之后，马相伯转移至西南，先居桂林风洞山，再迁越南谅山。

　　1939年11月4日，在过完百岁生日半年之后，马相伯在湘北大捷的兴奋中溘然长逝。他的弟子于右任以挽联总结了他的人生：“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他既是基督宗教的信仰者，也是广受赞誉与尊重的爱国者，他是晚清以来天主教中国化的标杆，是近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代表人物。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

《中国民族报》（2022年4月26日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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