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我国的中小学课堂上，平面几何是学生必学的知识，他们使用专业的术语讨论着数学问题，比如“点”“线”“面”“平行线”“三角形”“四边形”等等。在各行各业中，我们也同样使用这些数学术语来解决许多的具体问题。这些我们习常所见所用的数学知识，出自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在明朝时由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传入我国，而表达这些概念的中文术语则是在翻译《几何原本》时确立的。翻译《几何原本》的是利玛窦和他的中国学生徐光启，正是400多年前，在徐光启的反复推敲之下，确立了这些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中文术语。

上海市光启公园内的徐光启雕像。　吴艳摄

　　徐光启是中西交通史上身份最为奇特、最为复杂的人物。他是一位进士出身的宰辅大臣，但是他常常在田间从事农业劳作，像一个农民；他是帝国的顶级文官，但是他却致力于练兵屯田、引进西洋火器，如同一个武将；他以儒家的道德文章博取功名，但是他的主要事业却是实学，是一位实践科学家；他以孔孟之学为业，但热衷于传播西方来的各种科学学问，是一个文化交流使者。更奇特的是，他受洗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后来被视为中国天主教的三柱石之一，却又曾经出任明朝的礼部尚书。在徐光启身上有着许多冲突的元素，却又和谐地汇聚一身，这一伟大的成就足令后人深思。

　　明朝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光启出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属上海市）。在他出生的那个时候，中国东部沿海一带正被倭寇杀掠，民众惨遭兵燹之灾。他的祖父以经商为业，但是很早就去世了，到他的父亲时又遭受倭寇之乱，以至于不得不务农养家。徐光启8岁时开始在龙华寺读书，15岁拜同乡黄体仁为师，20岁时考中秀才，入金山卫的官办学校读书，但是在后面十多年的乡试中却屡试不第。直到1597年，35岁的徐光启参加顺天府的乡试，他的试卷被分考官张五典从落卷中重新捡出来，推荐给主考官焦竑，焦竑看后击节称赏，拔为第一。1604年，徐光启以二甲第八十八名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留京入翰林院学习。徐光启的前半生与许多中国士大夫一样，重复着科举时代的人生悲喜，但是不同的是，对徐光启而言，成为进士是对前半生的了结，他即将开始掀开人生的新篇章。

　　1593年，徐光启为了生计，远赴广东韶州就馆教学，而就是3年前的1590年，利玛窦从肇庆移居韶州，并在城西建了一座天主教堂。在韶州独居无聊的徐光启，一日在教学之余，信步走到了城西的天主教堂，但此时利玛窦已经北上，接待徐光启的是留守教堂的郭居静。徐光启第一次接触天主教，还看到了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1600年，徐光启终于在南京见到了利玛窦，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1603年秋天，居乡教学的徐光启再次到南京拜访利玛窦，但此时利玛窦已经在北京定居，接待他的是郭居静和罗如望，罗氏将《天主实义》和《天主教要》送给徐光启。徐光启在南京盘桓多日，一边阅读书籍，一边与罗氏讨论教义，一边还参观教堂里的各种宗教仪式，并最终接受了罗如望的洗礼，取教名“保禄”，成为一名天主教徒。

　　中进士并进入翰林院读书后，徐光启每天在散学之后去见利玛窦，两人在多次讨论之后，决定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1606年，由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录，反复推敲，三易其稿，在1607年译完《几何原本》前6卷，刻印出版。

　　《几何原本》于徐光启而言有特殊的意义，通过与传教士的问道论学，徐光启敏感地感受到了中西方学问的差异。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埃及、印度，它们都有关于数学的知识，但与古希腊的数学都不相同。中国古代数学的特点是关注量的计算，是在实用的层面解决具体生活中的问题，而古希腊的数学是一种抽象的形式逻辑，是一种追求万事万物本质的哲学，比如毕达哥拉斯派就把数看作宇宙的本质，再比如几何学中的点、线、面等，都是抽象出来的形式概念。这些概念的关系不是按照生活的具体经验进行计算排列，而是以公理、定理、假设、求证等逻辑形式进行严格的推理和验证。爱因斯坦曾把《几何原本》中的推理和验证视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徐光启也认识到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特殊性，称它为“众用所基”，就是说它是其他实用知识的基础，又认为它可以“明他物之至晦”“简他物之至繁”“易他物之至难”，将几何学视为一种根本的方法原理，是处理其他问题的指导性知识。

　　徐光启一生所致力的就是以实用之学救民救国。徐光启出生农家，深知民间疾苦，家乡屡遭倭寇之患，从小就听家人谈论拥兵之道，因此他从小到大都关注着农学与兵学，这些学问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通常所关注的道德文章、经疏章句，是中国学问中称为实学的一类。但是，实学与道德文章分而为二，不得不说是中国传统学问的不足。徐光启认为儒学的形而上与现实实践之间存在某种分离，他引入西学的目的也就是想要克服这种分离。徐光启声称要“补儒易佛”，因为佛学的蹈虚之学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而西学尤其是数学正可以补充儒学的不足，打通现实实践与形而上之间的藩篱。几何数学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思想原则和方法理论，能够为其他学科提供发展基础，徐光启举了10种以数学为基础的实践学科：治历、测量、音律、军事、理财、营建、机械、舆地、医药、计时。正是通过学习几何数学，徐光启找到了应用科学的根基，填补了注重道德理论的儒学之不足，重开实学的新境界。实学成为了徐光启融合中西方学问的落脚点。

　　除了翻译西学之外，徐光启的平生有3件实学大事业。第一件是改造农业技术和编撰《农政全书》。《农政全书》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完备的农学百科全书，书中涉及许多极其有益当时的农业技术，比如甘薯种植、棉花种植和纺织技术的改造、治理蝗虫、建设水利等。以甘薯为例，它的优点是高产又能耐旱、耐瘠、耐风雨，抗病害能力强，缺点是不耐霜。明朝时，甘薯从美洲传入我国，先是在福建种植，徐光启先后在上海、天津进行反复试验，终于成功将甘薯向北移植，救活无数贫民之命。

　　第二件事是主编《崇祯历书》。1629年6月21日，北京发生日食而钦天监预报不准，引起崇祯皇帝的震怒，决定重修历法，徐光启受命负责。明朝所用的《大统历》实际上是元朝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已经300多年没有修正，徐光启早在多年前就已经注意到《大统历》的问题，因此他在天文书籍的翻译和测量仪器的制造上，都做了不少前期准备。正式主持修历后，徐光启延请传教士邓玉函、龙华民、汤若望等人参与其事，一度引起守旧派的反对，拖延了进度。历书修完但还未及推行，明朝就灭亡了，直到清顺治二年（1645年）才正式公布实施。这套历书奠定了中国近300年天文历法的基础，将中国天文学纳入了世界天文学的轨道。

　　第三件事是引入西方的火器。徐光启生活的年代已经是明朝末年，国家上下千疮百孔，百弊丛生。就在徐光启出生的3年前，努尔哈赤出生在建州；在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那一年，李自成和张献忠在同一年出生，明王朝在女真人与农民军的双重打击下，摇摇欲坠。为了挽救危局，徐光启数十年如一日倡导练兵与引进火器，他在天津屯田练兵，又派人从澳门买入火炮，并对火炮进行改造，甚至打造了一支用西方火器武装的部队。但是，大明朝的朝堂陷入了互相倾轧和激烈的党争内讧之中，这支没有得到粮饷的火器营最后叛逃清兵，内外交困的大明朝至此失去了最后一线希望，徐光启的军事救国事业就此终结。徐光启去世11年后，大明朝在内外交迫中崩盘，中国社会再次陷入混乱之中。

　　当我们在400年后重新回望徐光启的一生，不得不感慨他是如此重要。天主教耶稣会传教之时，正值近代科学在欧洲兴起之日。在近代科学起步时，中国与欧洲处在相同的层次，徐光启则是拉近两者距离的关键人物。但是他又是如此不幸，政权剧变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也终结了他努力毕生的科学新事业。

　　虽然徐光启所开辟的事业没能持续发展，但是他汇通中西、兼具儒耶于一身的独特思想精神却传之久远。作为中国第一代天主教徒，徐光启以身为例，很好地展现了天主教如何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服务国家、服务民众的现实需求。他为中国天主教赢得了许多的敬意，也为天主教的中国化提供了一个榜样。

　　明崇祯六年十月初七（1633年11月8日），徐光启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谥文定，次年归葬原籍，葬于今日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上的光启公园内。此地为肇嘉浜与法华泾两水会合之处，其后世子孙聚居于此，遂称徐家汇。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

《中国民族报》（2022年2月22日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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