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我所著的《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一书，交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部从考古学的视角出发，探寻中国文化的基因及其起源的著作。
我首先想说的是，这不是一部严格论证中国文化基因起源的学术著作，而是以之为中心的一系列文章的集合。全书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介绍考古学的视角；然后进入正题，讨论文化起源，即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才可以谈文化基因；接着讨论中国文化基因最重要的背景——农业与文明起源；最后讨论文化基因的形成与传承。这中间还穿插着一些若即若离，但趣味性可能更好的文字。
前人有云：“道尚贯通，学贵根柢。”为了能够实现形散而神不散的目的，我以“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来统领全书，不仅因为它是本书所希望探讨的终极目标，也因为它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
那么，什么是“文化基因”？是什么东西定义了“中国”？“中国”文化基因源自何处？其中有哪些优秀的部分？如何传承？如果读者阅读此书，能增进对这些问题的了解，那么我的写作，则并非全无意义的。
“文化基因”：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
所谓“文化基因”，是指长期存在的某种文化特性，它决定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
从长时段来考察，可以发现，文化基因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人类文化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它与人类能力的成长密切相关。
跟动物相比，人类一项特别突出的能力就是能够制造工具。当前，考古学已经把人类最早的石器追溯至距今300多万年前，从简单的石片、砍砸器开始，发展到两面加工、形制对称的手斧，再到预制台面技术出现，按照规划打制出特定形制的石片，再到可以生产形制标准的石叶、细石器。石器技术越来越复杂，效率也越来越高。
大约在距今30万年前后，人类祖先的语言能力有了突破，人类社会交往的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转变称为“社会革命”。
再到距今7万年前后，人类开始有了艺术品，这又是一个标杆性的发展，它表明人类文化有了精神内涵。
从技术，到社会，再到精神，人类文化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完整面目。
我们说的文化基因主要是精神层面的，所以，当我们说起文化基因的时候，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或非洲的石器时代晚期。
文明起源：中国是农业时代的幸运儿
回望历史，在世界文明的舞台上，中国文明（或称中华文明、华夏文明）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存在。
一般说来，中国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而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尤其是良渚、石峁、石家河、红山、陶寺以及中原地区一系列的重要遗址，不仅可以确认中国文明的历史超过5000年，而且还发现中国文明的早期渊源更加久远，就像我们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裴李岗文化、高庙文化遗存中所看到的那样。
对中国文化基因影响最大的是农业起源，因为农业（包括畜牧、游牧在内）是文明的经济基础。
我曾经提出一个观点，中国是农业时代的幸运儿。人类适合驯化的主要动植物都分布在温带地区，这里物种数量虽不如热带丰富，但是种群的规模大，适合驯化，而且因为存在资源的季节性，也迫切需要能够提供储备的农业。把新大陆（人类进入晚，缺少可以驯化的动物）与南半球（非洲、澳洲土壤贫瘠，缺乏相应的物种）排除，就剩下欧亚大陆的温带地区，其中欧洲的温带主要为地中海占据，最后，有利于农业起源的区域只剩下西亚的新月形地带与中国的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
在中国，史前农业最早起源于两大区域：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确切来说，是华北与长江中下游的山前地带与盆地边缘地区。此后，史前农业开始逐步向平原地区扩展，因为这样可以获得更平坦、更肥沃、更容易灌溉的田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地域辽阔，中国文明的形成并不是一个由单点发生而后向周边扩散的模式，而是群星璀璨，逐渐向中心辐聚，逐渐融合。
换句话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最早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不是我们后来熟悉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模式。距今8000年前后，在华北（包括北方边缘地带）、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一系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围绕这些文化形成了若干个文化区。辽西孕育了红山、江汉孕育了石家河、长三角孕育了良渚、北方边缘孕育了石峁、巴蜀孕育了三星堆……这些早期文明，有的侧重宗教礼仪（如红山），有的侧重水生资源利用（如良渚），有的侧重农业生产（如中原），还有的可能侧重商路交换（如石峁）。相较而言，中原反而不那么显眼，但中原地区农业基础更加厚实稳定，在周边文明实验结束之后，这里崛起了真正长盛不衰的文明。
精神内核：勤劳、包容、平和、合群、雅致
1万多年的农业时代，5000多年的文明史，给中国文化留下了难以抹除的深层结构，尽管经历了近现代的改造，但有一些品质深嵌在我们的精神内核中。
中国所在的这片土地，雨热同期，尤其是稻作产量比较高，能够支持更高的人口密度。当然，它所需要投入的劳动也非常惊人，挖掘沟渠、平整土地、翻耕移栽……习惯上说，农业是靠天吃饭，而在农民的心中，最重要的是勤快。唯有勤快，才可能有好的收成。唯有勤俭，才能发家。因此，勤劳是构成中国文化的第一美德。关于中国人的勤快，外国学者的观察也许可以作为良好的佐证。1910年前后，俄罗斯地理学家阿尔尼谢耶夫带队考察外乌苏里山区，这里居住有中国人、俄国人、朝鲜人等，是一个相对隔绝的环境，可以考察不同群体的文化特性。他在《在乌苏里的莽林里——乌苏里山区历险记》中写道：“中国人的进取精神令人惊讶。他们有的猎鹿，有的挖参……只要有一座房子，便有一种新的营生……只要能使财源不断，他们是不怕花费力气的。”中国的吃苦耐劳是写在“基因”里的。
中国文明还有一个文化基因比吃苦耐劳更突出、更稀有，那就是包容。历史上的中国统一局面远多于分裂，其中文化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无疑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与冲突，最终都为文化包容所化解。当代世界上许多地方还在因宗教矛盾而对立，中国早在上千年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两千多年前中国开始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打破宗教信仰、阶级出身、血缘世系、地域乡土以及族群认同上的限制，把差异巨大的社会统合起来。也正因为如此，学者马克斯·韦伯、弗朗西斯·福山都把中国视为最早的现代国家。欧洲继承的是古希腊的文化基因，而古希腊文明的特点是城邦林立，各自独立。而中国作为原生文明，早在5000多年前，就开始了中原逐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尽管也包含着无数的冲突，但最终通过包容融为了一体。包容给今天的世界留下了一个超大型的文明，包括广大的疆域、巨大的统一市场、丰沛的人力资源，以及丰厚的文化遗产。对中国人来说，北方白雪皑皑，南国烈日炎炎，西边黄沙漫漫，东部烟雨蒙蒙，人们已习以为常。
长期的农业历史还造就了另一个关联的文化基因——和平或称平和。中国文化尊崇的道德典范是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玉作为代表性的物质，就很好地表征了中国文化包容与平和的特性。中国是玉文化的故乡，近万年前就开始用玉。玉的特性温润，虽然品质坚硬，但色泽柔和。中国人也喜欢用玉来形容君子之德、女性之美。这一文化偏好在长期的农业社会生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中国农业社会的基础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对外界的欲求非常有限。儒家思想反对暴力，“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国历史上的战争绝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游牧群体对中原农业社会的劫掠，中原农业政权为防御而战；另一类是农业社会的内部动乱，底层农民受到的压迫剥削太重，难以生存，于是揭竿而起。近现代中国社会开始转型，通过社会革命来扭转乾坤，战争还是为了抵御外侮。和平是中国人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非不得已，中国不会诉诸武力。
中国人还有一个特点——合群。上万年的农业生活，强烈的家乡、宗族观念形成一个个关系密切的群体，不合群的人是难以把基因传递下去的。也正因为合群，中国人也就成了世界上最难被同化的族群之一。文化是社会性的存在，因为有社群存在，所以文化不容易丧失。合群影响到中国文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那就是集体本位，与西方文化的个体本位形成特别鲜明的对比。
作为身处在中国社会中的中国人，我们看自己，不大容易注意自己的特色，也就难以发现哪些是有意义的文化基因。20世纪20年代初，哲学家罗素在北京访问讲学一年多，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交往，与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接触。他注意到一个我们几乎忘记了的中国特性，那就是雅致。琴棋书画诗酒花，中国人的生活已经为数千年来积淀的文化意义所渗透。“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中国人可以欣赏素墙上梅花的阴影，可以沉醉于若有若无的画像。中国人对美的欣赏是微妙的、细致的，有特别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中国人写诗若不含一些典故，那么就会少许多意蕴。中国人练习书法，若是笔法没有古代书法的痕迹，那么纵然能够把字写得非常工整，也不会有人欣赏。中国人的雅致建立在对深厚历史文化的酝酿之上，仿佛酒一样，越陈越香。这也可以追溯到中国新石器时代先民对玉石的爱好上，玉的美就是含蓄的，含蓄也成了中国审美的特征。
现实命题：考古不仅是对村庄和古物的考察
谈论文化基因这样一个命题，多少有点危险，因为容易陷入种族主义的囹圄，或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宣传。但是，笔者以及《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一书，是将文化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学习与适应的产物，所有群族都可以共享，没有先天的不可约通性。正是基于此，有关文化基因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是可以讨论的。文化基因论本身，是当代考古理论中达尔文考古学范式的一个分支，并不是学术的禁区。
再来关照我们自身的情况。中国有超过千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与领海，超过二百万年的人类历史，超过5000年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与周边地区有长期的文化交流和互动，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与沿线的国家、民族都有往来。我们不能让中国考古学研究，看起来像是对一个村庄的历史考察、对一些古旧物品的展示。作为考古工作者，我们也有责任、有义务去努力认识我们的文化，做一些理论上的梳理。
当代学术发展日益规范化，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学术规范增强的同时，思想性却也受到了一些伤害。如今我们容易看到学术规范的论文与著作，可惜我们从中看不到思想的魅力。我之所以看重这本小书，除了敝帚自珍之外，还因为它记录了我的思考。也许它的学术性并不一定那么规范，但它是独立思考的产物，是我对挖掘中国文化基因及其起源，做的一些原创性的工作。
（作者：陈胜前，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史前的现代化》《思考考古学》《人之追问》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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