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四号“祭祀坑”考古发掘现场，从这里的灰烬中首次发现了丝素蛋白成分。（新华社记者刘坤摄）

　　近日，三星堆遗址出土一件经纬组织明显的丝绸实物残留物，且在7个三星堆“祭祀坑”中都发现了大量丝织物遗痕，印证了在3000年前的古蜀王国已经开始使用丝绸。这是此次三星堆新发掘中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

　　三星堆四号“祭祀坑”灰烬取样中发现的丝织物痕迹。（中国丝绸博物馆提供）

　　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中国丝绸博物馆）主任周旸介绍，目前除了五号“祭祀坑”，在包括35年前出土的一、二号坑在内的7个三星堆“祭祀坑”中都发现了丝绸遗痕。

　　3月20日以来，继此前在三星堆四号“祭祀坑”的灰烬层中首次提取出丝素蛋白后，考古工作者又通过检测从一号至八号坑提取的大量样本，再次发现大量丝织物遗痕。其中，样本包括青铜人头像、兽面具、铜眼泡、青铜尊等器物，以及“祭祀坑”中的灰烬和泥土。

　　在三星堆青铜器表面发现的矿化纺织物痕迹。（中国丝绸博物馆提供）

　　“非常刺激，但也在意料之中。”周旸根据自己与丝绸相伴近30年的积累和经验判断，古蜀之地是一定有丝的，这也是她一开始就坚持将三星堆青铜器残片带回杭州实验室检测的原因。但如此大量的发现，尤其是在35年前出土的样本中也发现了丝绸痕迹，让她十分惊喜。

　　最近，八号“祭祀坑”出土一件青铜残片上附着的丝绸实物残留物，表面有一层类似于涂层的附着物，尺寸为1.8×0.8厘米，是目前三星堆发现的最明显也是最大面积的丝绸残留物。

　　据考古研究人员介绍，青铜的锈蚀物具有抑菌作用等特性，为保存丝绸残留物提供了条件，因此丝绸等有机残留物在青铜器上保留下来的可能性很大。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局部上检测到的纺织物痕迹。（中国丝绸博物馆提供）

　　“我们的研究已经从肉眼可见的器物层面，延伸到了肉眼不可见的分子层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温睿认为，此次三星堆有机残留物的发现和研究有赖于科技的巨大进步和多学科团队的有机协作。

　　三星堆出土文物中大多有烧灼痕迹，考古学家推测这是一种“燎祭”方式。温睿介绍，这种燃烧和高温状态对有机物的保存非常不利。同时，有机残留物和坑内的灰烬、泥土与各种器物混杂在一起，要把原本的目标和污染物分离并提纯难度极大。

　　在此次三星堆新考古发掘中，从防护严密、恒温恒湿的考古“发掘舱”的建立，到现场实验室与后期精细研究的联动，都有利于提升有机物研究技术。

　　周旸介绍，基于免疫学原理的丝绸微痕检测技术的突破对丝绸考古溯源的研究十分关键。这项技术敏感、便捷、还“专一”，一种抗体只会去找一种抗原，“即便是‘灰飞烟灭’，只要留有一点点信号，我们就能‘大海捞针’一样把丝素蛋白 找到。”

　　首次在三星堆四号坑中发现的丝素蛋白成分，就是中国丝绸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采用酶联免疫法从灰烬中检测出来的。

　　根据《说文解字·目部》，蜀国的得名与养蚕有关。在神话传说中，“蚕丛”是古蜀国5个王朝之一，是以养蚕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尽管如此，此前从未发现过古蜀丝织品的实证。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总领队唐飞认为三星堆丝绸制品残留物的发现，证实了古蜀是中国古代丝绸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同时，这是首次在“祭祀”场景中发现丝绸遗痕。不同于此前在代表生活场景的遗址和代表丧葬习俗的墓葬中的发现，周旸认为，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丝绸当时已经使用于更高的精神层面，用于沟通天地人神。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铃，其上也检测到纺织物痕迹。（中国丝绸博物馆提供）

　　在此前考古中，这个区域很少发现丝绸。周旸认为，三星堆丝绸遗痕的发现可以帮助考古学家从空间和时间上填补西南丝路的空白，勾勒出整个西南地区的丝绸分布。

　　“我们最终要回答的是历史问题，而不仅仅是单一器物的问题。”周旸期待三星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能给出更多的信息理解3000年前的古人如何表达宗教、如何思考宇宙与生死。

（新华网）

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zjnews_mz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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