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窟寺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内涵深厚，是我国灿烂文明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文明同其他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中国的石窟寺，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占世界同类文化遗产数量的63%。

　　几十年来，中国石窟寺研究与保护成绩斐然。目前，中国的石窟寺保护逐步实现了从“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并重”的转变，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石窟寺研究与保护领域的成绩，离不开专业人才的努力奋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然而，研究和保护这一重要文化遗产的人才队伍却十分薄弱。今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在提案中指出，我国石窟寺人才培养体系有待完善，“考古人才渐现断档之势，全国不到20人”，石窟寺文物保护、数字化技术人才更是严重缺乏。

　　据笔者所在的团队统计，敦煌、龙门、云冈、麦积山、龟兹、大足石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各大石窟寺保护或相关研究机构的正式在编人员仅有1500余人；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认定的具有石窟寺保护执业资格的“文物保护责任设计师”仅有252人，“文物保护责任工程师”仅有278人。全国各大高校中，石窟寺考古（含石窟寺艺术）研究方向的导师仅有34名，石窟寺保护科技方向的导师仅有19名，尽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机构也在培养石窟寺人才，全国每年能够培养的专门人才总量仍非常有限。

　　为了突破石窟寺在研究、保护、管理方面的人才瓶颈，近年来我国已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目前，近50%的石窟寺国保单位成立了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并创新了管理方式，例如敦煌研究院、大足石刻研究院和新疆文博院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就整体负责区域内和临近多处的石窟寺保护管理和研究任务，让现有的人才力量发挥更大的辐射效应。

　　石窟寺数量众多，基本信息的记录、保存状态的观察和存在问题的分析，都需要石窟寺所在地基层文物保管机构的人员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早就指出，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写主要应依靠石窟寺所在地基层文博单位的力量。尤其是那些石窟寺保存数量较多、规模较小、位置较分散的石窟寺考古报告，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石窟寺所在地的文物保管机构来完成。自1988年以来，国家文物局等与北京大学先后联合举办了两届石窟寺考古专修班，四川省文物局与北京大学合作举办了一届佛教考古研究生课程进修班，这些人才培养的探索为推动石窟寺研究和保护事业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当下，石窟寺研究与保护事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事业的开展离不开人才队伍的建设，而人才队伍的建设，笔者认为应在高等教育与行业人才培养两个轨道上协同开展，既要支持引导开展石窟寺考古和保护专业人才的学历学位教育，也要延续基层行业人才培养、进修的有效经验和良好传统，支持有能力的高校与科研院所在这两方面都加大投入，承担人才培养的责任。

　　石窟寺考古人才培养涉及的专业领域较多，既包括中国佛教史、佛教与石窟寺考古、汉文佛籍目录、石窟艺术史等核心内容，也包括石窟寺中表现的古代建筑、服饰艺术、乐舞艺术、社会生活等专题内容，还要包括石窟寺的数字化记录、石窟寺保护工程等科技保护的相关内容。综合性大学在这方面优势显著，理应积极承担相应的责任，调动多学科力量助力人才培养与储备。

　　在敦煌莫高窟，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要“坚持保护优先的理念”“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代代相传”。在云冈石窟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叮嘱道，“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无论研究、保护还是利用，都离不开人才队伍的代代传承。要积极培养壮大石窟寺考古的人才队伍，让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具有传统优势的高校、科研机构和遗产地应协同合作，在石窟寺考古的教学、研究和保护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张剑葳，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副院长）

《光明日报》（2021年03月16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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