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不仅是中国的宗教组织，而且是一个文化体系”，其最大优势是确立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当代人类需要接受中国道家自然繁荣的愿景，从美学、伦理、政治和精神上来体验世界。这是世界道教和环境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汉学教授苗建时（James Miller）在著作《中国的绿色宗教：道教与对可持续未来的追求》中的观点。
苗建时现任位于江苏省的昆山杜克大学教授和人文研究中心联合主任。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家哈尔·斯温达尔（Hal Swindall）称苗建时为“唯一从生态视角研究中国宗教的汉学家”。苗建时少年时期对汉字充满好奇，于是上大学期间选择在英国杜伦大学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1987年至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交流学习，此后学习文言文，研读《老子》和《庄子》等道家典籍，走上了研究道教的学术道路。他与诺曼·吉瑞德（N. J. Girardot）和刘笑敢一同编著了《道教与生态：宇宙景观的内在之道》（2001）一书，详尽阐述了道教中的生态思想和与生态相关的诸多道教观念。他坚信“中国思想和文化中的世界观可以对实现生态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在相关著作中，苗建时指出，“中国人民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就，对于世界和平、社会正义和性别平等具有重大的促进意义”，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一个对全世界人民影响重大的问题。中国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庞大，对非洲和拉美投资巨大，与北美和欧洲经济联系紧密，“在接下来一代人的时间内，北京作出的决策对生活在中国的14亿人乃至全世界无数人都将产生深刻影响”。但是，当今世界的运行方式本质上都是不可持续的，包括金融、贸易和经济等各个方面，并且这种不可持续性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思维方式，特别是看待自然的方式：人类已经习惯将自身的繁荣视为与生态系统无关，人类社会的发展摧毁了“自然的主体性”——自然秩序自然而然地支撑所有物种的繁荣和福祉的能力。道教是一种可持续性的文化，将对21世纪的中国和全世界都有重大意义。
一般人评判一种宗教是否重要在于其是否拥有大量信徒，是否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力量。但是苗建时认为，宗教的重要性不在于信徒多寡。“道教的价值不只在于它是一个中国的宗教组织，更在于它是一套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体系”，道教为中国乃至世界提供了一套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道教是一种浪漫的古代传统，它不同于西方工业现代化和中国其他思想体系的思维方式。但我们研究道教的目的，不是要复兴道教兴盛的某个旧时代，而是要弘扬道教独特的生态理念。
道教不同于儒教。苗建时认为，道教经典不可单纯从字面意义进行理解，而应考虑它与同时期的儒教相比较的“对抗性”意义。他以《道德经》第二十九章为例：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
无执，故无失。
这一章和《道德经》其他很多章一样，传达了辩证的思想，即无为反而无不为，这显然与认为想要达成目标就要刻意努力作为的观念相悖。“在生态危机空前的当下，这种思维方式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突破西方工业现代化思维的桎梏，转而追寻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之路。
苗建时在相关著作中梳理了宗教和生态结合研究的历史，指出“现代性的逻辑事实上是一种偶然性的逻辑”，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在世界人口接近100亿之际，道教的逻辑对于促进生命的繁荣具有更大的实用价值”。他指出，道教“自然”的概念不同于西方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的“自然”概念，而是一种具有“主体性”的自然的概念。他从道教“气”的概念出发，指出“自然的基础并非物质，而是一种流动的过程”。道教的冥想消解了现代社会中身体与世界相分离的状态，使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道教对于“空间”有独到理解，道教的“空间”并非地理性的空间，而是一种永恒变化的场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道教思维可以构建一套更为合理的环境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思想。
苗建时热爱中国、了解中国，对道教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在谈及杭州时，苗建时对杭州的城市面貌、人文景观、经济发展情况、教育发展情况等如数家珍。在谈及中国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时，他列举了2007年中国海洋局对于海平面上升的预警报告，反复赞扬“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中国国策。在梳理中国哲学史时，他对“天”“天命”“道”等中国传统哲学概念的区分和关联理解透彻。在论及“气”的概念时，他用中国的水文系统打比方，对中国的地形、主要河流等了如指掌。苗建时将道教的生态思想和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结合在一起，严密论证了道教思想在当代世界的可适用性：“可持续发展的范式要求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网络能够产生一种人类和地球生物生态系统的持续性”，“对道教文本和实践的生态解读……可以促生一种自然观”，这种自然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转变正是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苗建时关于道教生态理念的研究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赞许。
哈尔·斯温达尔认同“道教传统与西方传统不同，不存在人与自然分割，而是认为二者互相交融”。他认为苗建时“将一种古代哲学运用于现代生活，成就巨大”。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个实践问题，即如何在真实生活中实践道教的生态思想？斯温达尔认为，具有环境保护意识的西方人可能会听从苗建时的建议。他还认为道教思想甚至可以用于改革美国的国家公园体系。
香港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大卫·斋（David Chai）评价道：“苗建时将道教定义为一种文化体系，既借鉴了道教丰富而悠久的历史，又借鉴了其在当下的具体实践和研究。面对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这一方法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无论是从宗教层面还是从哲学层面上讲，道教都是充满活力的，而且十分符合自然世界的运作方式。”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讲师和研究学者玛丽·伊夫林·塔克（Mary Evelyn Tucker）与丈夫约翰·格里姆（John Grim）在共同主持的宗教与生态论坛上评价道：“关于道家对中国生态思想与实践的贡献，西方恐怕没有哪位学者能够写出如此有价值的著作。对于那些关心中国未来发展的学者和政治家而言，这本书不可或缺。”她认为，苗建时是道教与生态研究领域的世界顶级学者。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分关心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了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如何用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讨论。苗建时的观点有助于扩展并深化与生态文明相关的研究；西方学者应该从中国古典思想中汲取养料。
美国学者欧内斯特·亚那瑞拉（Ernest J. Yanarella）认同苗建时的论述，即“中国21世纪面临的重大任务就是要创造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能影响其14亿人民生活的生态基础”，所以需要一种创新型的思维去超越西方式的工业化模式。苗建时的著作从道教思想的角度指出了解决21世纪生态挑战的出路。
（作者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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