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书法有着极为深厚的中华文化思想基础，是中华文化思想最凝练的物化形态之一。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佛道教的艺术观和世界观，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审美创作及书写者人格塑造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书法史上的佛教“禅味”与“逸气”

　　东汉末年开始，为了翻译和引进佛教经典，出现了不少以译经、抄经为工作的“经生”。经生的代表作品是清光绪年间发现的甘肃敦煌千佛洞石窟中的大量从魏到北宋的佛教经书。这些经书笔笔精致，一丝不苟，体现出经生的虔诚精神。

　　到了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龙门开凿石窟，造像祈福。在这些造像记中，最有名的有《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魏灵藏造像记》，合称“龙门四品”。为防止佛经被毁，当时的佛教徒将重要的经典刻于深山幽谷的摩崖上，或刻于石柱、碑版而藏之于石洞，以便永久保存。

　　摩崖石经是将经文刻于自然岩石上的书法形式，一般认为始于北齐。有山东泰山经石峪的大字《金刚经》、泰山东南祖徕山映佛岩的《大般若经》，山东邹县的峰山、铁山等地所刻《大集经》等，其中名气最大的当推《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每字字径约50厘米，字体介于隶楷之间，是现存摩崖石刻中规模空前的巨制。通篇文字气势磅礴，呈优游自如、从容不迫之仪态。

　　石柱石经，即刻在石柱上藏于石洞中的佛经，以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为代表。碑版石经，是指刻于碑版、镶嵌于寺院墙壁和贮藏于山间石洞的佛经。碑版石经从唐代开始出现，宋、元、明历代都有。其中历史最久、规模最大、保存最好而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房山石经。

　　隋唐五代，由于统治者的喜好和推崇，佛教书法艺术进入辉煌时期。此时，出现了大量有姓可考的僧人书法家。书家受佛教思想影响，在美学上追求“禅味”与“逸气”。南朝、隋朝之际的名僧智永，俗姓王，为王羲之七世孙。他用真、草二体书写《千字文》达八百本，遍施浙东诸寺。唐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僧人释怀仁集王羲之行书作《大唐三藏圣教序》，成为后人学习王羲之书法的一个大宝库。开晚唐草书先河的释怀素，代表作《自叙帖》笔力刚健，神采飞动，是一幅表现坚强生命力和迅猛力量的艺术杰作。

　　至宋时期，佛教各宗派走向融合。此时书风更强调个性与意趣，以黄山谷为代表书家。黄山谷一生喜书老宿偈语，其中以《诸上座帖》最为著名，此帖系黄山谷为其友李任道用狂草书写的五代文盖禅师语录。这些禅语佶屈聱牙，令人神思恍惚，加上变奏的狂草书法，使观者有欣赏雾里云烟之感。黄山谷也喜欢以禅喻书，他认为“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直须具此眼者，乃能知之”。

　　到了元、明、清三代，僧人书家在对书体的选择上呈现出多样化。如清初四僧之一的朱耷（八大山人），他的书法用笔“简”“圆”，呈现出一种褪尽铅华的朴素之美。

　　佛教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明清的书家。如明代董其昌作《画禅室随笔》，其不仅以“禅”取名，而且书中禅悟佛论处处可见，精辟绝妙。他的书法用墨讲究，古雅平和，这与他深受佛教影响，终日参悟禅理有关。清代姚孟起《文学忆参》则直接用禅语参悟书理：“一部《金刚经》专为众生说法，而又教人离相，学古人书是佛说法也。识得秦、汉、晋、唐书法之妙，会以自己性灵，是处处离相，成佛道因由。”

　　近代以来，涌现出如李叔同（弘一法师）、赵朴初等一大批优秀书家。李叔同的书法，字里行间充满着佛学、佛缘、佛意和佛境，呈现出恬静淡然的艺术风貌。赵朴初的书法则意境悠远散淡，怡静冲和，呈现出雍容不迫、充满禅意的书法风格。

　　讲究“自然”与“阴阳”的中国书法

　　作为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核心范畴，道家美学观中的“自然”凭借其丰富的美学内涵对中国传统的文学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周易·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在哲学概念中，“阴阳”代表一件事物相反的两个方面，相反而成的两极对立无不存在于有形的具体事物和无形的抽象现象中。东汉书法家蔡邕在《九势》中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形”是指字的具体形态，包括点画、线条；“势”则是指这些形态之间的关系。就书法而言，阴阳矛盾观是其哲学指导思想。方圆、浓淡、疾徐、动静、疏密、大小、长短、向背等均体现了“阴阳”的辩证观。

　　玄学在魏晋时期的思想学术领域内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士人无不谈玄说道、崇尚自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家就是代表。《世说新语·雅量》记载了王羲之的一件轶事。“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曰：‘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这个“东床快婿”的故事体现出王羲之放浪形骸的鲜明特征，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士人“叛散五经、蔑弃风雅”的精神，这种精神也自然体现于其书法作品中。

　　唐代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继魏晋之后的又一座高峰，从唐代书论中，可以看出唐代推崇自然的审美观。初唐孙过庭的《书谱》指出：“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将人们在创作书法时的心情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唐代张怀灌在论及书法艺术形态本质时说：“臣闻形见曰象，书者，法象也。”这里的“法象”，即指效法自然万象。唐代书法力求自然，其中以盛唐草书为代表，涌现出一大批如张旭、李白、贺知章等追求浪漫、仙逸、真率、放达的书家群体。张旭堪称盛唐草书的领军人物，他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和王羲之等魏晋时期的士人一样，追求放浪不羁的精神状态。杜甫《饮中八仙歌》有云：“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其代表作（传）古诗四帖行文跌宕起伏，动静交错，满纸如云烟缭绕，实乃草书巅峰之篇。唐代文人浪漫之最当属李白，从他的代表作《上阳台帖》就能看出李白在书法上的卓越成就，此帖字数虽少，但气势不凡，透出几分不羁之美。

　　宋代时，书家把“自然”和“平淡”联系起来，将平淡美作为审美理想。此时的书家注重创作自由和表现自我价值，以抒发自己的率意真情为主，代表书家有苏轼、米芾等。苏轼主张突破成法，是为了推崇新意。他在一段题跋中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其中“书初无意于佳乃佳”一语，意在为了服从书家主体精神表现的需要，创作时应当把古人、古法等各种外在因素全部抛开，方能使书法作品臻于艺术的最高境界。其代表作有《洞庭春色赋》《寒食诗》《醉翁亭记》等。米芾在书法创作上也力主自然，反对刻意安排。他在题赠好友薛绍彭的诗中说：“要之皆一戏，不当问工拙。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其代表作有《多景楼诗》《研山铭》《蜀素帖》等。

　　明清时期，以道家自然观为思想基础的“童心说”和“性灵说”，对封建纲常名教统治下的思想界和拟古、复古之风弥漫的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在哲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里形成了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潮。这股思潮也影响到书法风格，书坛中充满着跳荡的生命志趣和想象力，被人们统称为明清浪漫主义书风。晚明书坛呈现出重独创、重主体情感抒发等众多个性强烈的书家，涌现出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一大批在书法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书家。他们的书法作品取法不同、风格各异，但无不透出一股革新精神和强烈的个性色彩。

　　徐渭以其狂放不羁的性格和愤世嫉俗的叛逆精神，成为晚明浪漫主义书风的先锋。他反对拟古，强调“出乎己”，他认为：“天成者，非成于天也，出乎己而不由乎人也”。

　　傅山，作为晚明浪漫书风的最后一位大家，一生的别号极多，但多半与他信道、崇道有关。如石道人、朱衣道人、龙池道人、观化翁等。对道家思想的崇尚，不仅培养了他的叛逆精神，还使他形成了一套崇尚真率自然的审美标准。在书论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四宁四毋”思想，即“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强调复归于朴的自然美。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国书法系）

《中国民族报》（2020年12月8日　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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