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来峰弥勒佛造像。

　　飞来峰造像群。

　　佛教石窟造像作为特殊的艺术形式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佛教自两汉时期传入我国，石窟造像艺术也随之得到了发展和传播，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都是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的佛教艺术结晶。

　　一尊尊精美绝伦的佛教造像，无不传递着历史的回声。在有着“东南佛国”美誉的杭州，飞来峰石窟造像艺术是灵隐寺最为出彩的佛教文化之一。相传1700多年前，慧理大师云游入浙，看到此山峰惊叹：“此乃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代飞来？”“飞来峰”因此得名。

　　飞来峰石窟造像开凿于唐末，历经五代、宋、元三个造像高潮时期，是江南少见的古代石窟艺术瑰宝，也是我国东南最大、最著名的窟龛造像群。随着时代的变迁、多民族的融合，飞来峰石窟造像艺术逐渐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世俗性。

　　唐末五代，佛教经历后周世宗的灭佛事件以后，北方的佛教造像艺术趋于衰落，大批匠师纷纷南下，四川和江浙一带造窟、建寺成风，我国的佛教造像艺术的中心不仅由北向南转移，而且佛教艺术的风格也由唐代的瑰丽饱满向世俗化的方向转变。

　　地处江南的杭州是当时吴越国的都城，在吴越国帝王的治理下，“崇信释教，前后造寺庙无数”，掀起了第一个造像高潮，环绕西湖的烟霞洞、石屋洞和将台山都留存着五代时期的佛教造像。此时灵隐飞来峰遗存的石刻造像相对较少，青林洞镌刻有五代后周广顺元年（951年）铭文的“西方三圣”组像为飞来峰现存历史最早的造像。西方三圣中的阿弥陀佛身着半披肩袈裟，偏袒右肩，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头戴宝冠，三造像的头光和身光均为双圈焰纹，莲座下为高束腰须弥座，衣纹线条简洁，雕工精细。这个时期佛教造像的艺术风格具有“上承唐代，下启宋元”的特点，对后世影响深远。

　　飞来峰石窟造像主要分布在青林洞及其洞口、洞内和西侧悬崖，龙泓洞北侧石壁，玉乳洞和冷泉溪南岸。造像主要以罗汉、“西方三圣”和观音菩萨为题材，尤其以罗汉造像最多。

　　罗汉造像是中国佛像艺术世俗化的典范。根据《法住记》记载：“此时十六大阿罗汉，与诸眷属于此洲地俱来集会，以神通力用诸七宝造窣堵波严丽高广。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所有身驮都皆集其内。尔时十六大阿罗汉，与诸眷属绕窣堵波以诸香花持用供养恭敬赞叹，绕百千匝瞻仰礼已……次后弥勒如来应正等觉出现世间。”我国的佛像艺匠在十六罗汉基础上补充了《法住记》的作者庆友和译者玄奘，组成了十八罗汉，这在《苏轼后集》卷二十中已有具体记载。到宋代，则有布袋和尚和济公列入其中。

　　因此，中国的十八罗汉是汉化的佛像。如飞来峰中部摩崖龛雕有布袋弥勒和十八罗汉像，弥勒佛袒胸露腹，右手按抚布袋，左手持念珠，周围围绕着形态各异的十八罗汉，以戏剧化的场景去除了宗教的神秘严肃性，反映了佛教造像世俗化的倾向。

　　元代造像是飞来峰继两宋以后的最后一个高峰，此时造像不仅体量较大，数量多，更具有“显密并陈，汉梵并举”的特点，其原因与当时元朝对江南特殊的统治政策有关。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兵抵达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采取了军事上的严密控制以及安抚民众、笼络贤士的措施，在宗教管理上把藏传佛教提升到了极高的地位。如在杭州设置僧佛管理机构并派驻藏传佛教僧人，统领江南佛教事务；改宫为寺；刻印经书、开窟造像，为皇室信众祈福。据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记载：“时江南释教都总统永福杨琏真加自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恢复佛寺三十余所，如四圣观者，昔之孤山寺也。弃道为僧者七八百人，皆挂冠于上永福寺帝师殿梁间，而飞来峰石壁皆镌佛像。”

　　元代是飞来峰石窟造像精粹所在，据统计，现存元代造像67龛，大小造像116尊。其中46尊为藏传佛教风格造像，62尊为汉式风格造像，8尊为受藏传佛教风格影响的汉式造像。

　　飞来峰造像可分为佛、菩萨、佛母、护法、祖师等部，造像风格既有汉式的，也有梵式的。佛龛与前代相比更为深雕、方直，主要以长方形、方形为主，少数也有凸字形、半圆形和平顶等；背光、头光也以素面的马蹄形及环形的背光为主；佛座更加多样化，有的采用了比较瘦长的仰莲座，有的则是莲瓣肥短的扁平状仰莲座，有的还以亚字形须弥座托起。此时，汉式风格和梵式风格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构成了汉梵并举的独特现象。

　　从五代至宋元，一尊尊静穆庄严的佛像鲜活地记录着千百年来灵隐飞来峰的历史变迁，讲述佛教扎根中华沃土、融入中国本土文化的历程。而这一跨越千载的文化传承与创造，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当下。

《中国民族报》（2020年9月8日　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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