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论美学曾风行反意图主义思潮，这股思潮不满传统作品批评对作者意图的重视，认为愈是远离作者意图，愈可能建立客观、公共的批评。然而，即使是著名的反意图主义者威姆萨特（W.k.Wimsatt）和比尔兹利（M.C.Beardsley）也公开承认，如果不涉及作者意图，就不会有作品诠释和评价问题。由于“诗言志”“以意逆志”等观念，中国传统作品诠释十分重视作者意图，因此，能够为意图问题贡献有意义的现象个案。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记录了沦为废墟之前的北魏都城洛阳。在一千多年的流传中，诠释者孜孜探寻杨衒之的创作意图，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解说。这些解说各有其兴味、值得思索。
《洛阳伽蓝记》作者意图的解说中，出现较早的是“不恤众庶”说。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六《叙列代王臣滞惑解》谓杨衒之“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感念兴废”说权威色彩最浓厚，也为很多人接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魏自太和十七年作都洛阳，一时笃崇佛法，刹庙甲于天下。及永熙之乱，城郭邱墟。武定五年，衒之行役洛阳，感念废兴，因捃拾旧闻，追叙古迹，以成是书。”李宗昉《洛阳伽蓝记集证题辞》：“夫此书撰著，意备遗逸，非阐象教。昔洛阳当魏太和中，刹庙甲天下。暨乎城郭丘墟，抚君行役，感念兴废；用是拾旧闻，叙故迹，成书五篇。”李宗昉特别强调杨衒之是感念兴废而不是为阐扬佛教。“借伽蓝存时事”说与“感念兴废”说相近，也常常关联在一起。《洛阳伽蓝记》吴若准序在历数北魏兴衰之后言道：“抚军司马杨衒之慨念故都，伤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唐晏序谓杨衒之目睹元魏之乱衰，“黍离之悲，无可慨寄，乃于《洛阳伽蓝记》托其怀旧之思焉”，其“意在借伽蓝而存时事”。唐晏认为，杨衒之因为这种创作意图，所以“于元氏诸王及公卿，多述其行事，而河阴一役，言之尤详”。
杨衒之究竟因何作《洛阳伽蓝记》已然无法从史料中查考。《魏书》没有为杨衒之立传。《景德传灯录》载杨衒之问道菩提达摩之事，言“衒之言行不概见，录之以资谈助”，可见，宋时杨衒之的生平事迹在史料中已不多见。没有史料可供查考，只有从《洛阳伽蓝记》中探寻。流传下来的《洛阳伽蓝记》正文前有杨衒之的《自叙》，其中关于创作意图有明确交代。《自叙》在叙写重览洛阳的所见所感之后写道：“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虽只有寥寥数语，却明确交代作此记是为洛阳城中的寺宇不致在后世湮没无闻。而据此看，即使“借伽蓝而存时事”说也属意图谬说，因为杨衒之所要存者非“时事”而是“伽蓝”，这也当是他命名为“伽蓝记”的原因。
“不恤众庶”“感念兴废”等说非杨衒之创作《洛阳伽蓝记》的意图，但各家之说不但没有让人觉得荒谬，反而觉得符契、合理。究其原因，诸说虽不是作者意图，却未出“文本意图”范围。如“感念兴废”说。杨衒之《自叙》开篇即叙写洛阳损毁之前城内寺宇的森罗瑰伟：“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摸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髙，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继而叙写眼前洛阳之残败荒凉：“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稼，艺黍于双阙。”一兴一废，对比鲜明，反差强烈。除了《自叙》中的这一段描摹，正文叙述再现了洛阳昔日的富盛繁华。且不论再现之生动鲜活，再现本身便能激发出强烈的兴废之感。杨衒之在《自叙》中记叙其目睹洛阳兴废时感叹：“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浸润于传统文化中的士人观此兴废恐怕都会有此感叹，“感念兴废”是《洛阳伽蓝记》文本含纳的意图之一。
再如“借伽蓝存时事”说。《洛阳伽蓝记》毛晋所作跋文言其“铺扬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园林、歌舞、鬼神、奇怪、兴亡之异”。王文焘所作跋文言其“虽以伽蓝为名，实多国故”。如毛晋、王文焘跋文所言，杨衒之虽志在为洛阳的寺宇立文存史，但他所立之文内容极广。其中，时事叙述在文字上占了很大比例，并且，叙述时不厌其详。不仅详尽叙述胡太后贪秉朝政、尔朱之乱这种朝政治乱，而且不悭吝笔墨叙述许多细碎小事，如：交代城北的上高里曾经是殷商遗民栖止的地方，今时百姓皆以住在那里为耻；叙写司农张伦豪侈，言其屋宇光丽，服玩精奇，车马出入，逾于邦君，等等。如此广而详的叙述时事，由此可见，“存时事”为《洛阳伽蓝记》文本含纳的意图之一。
“不恤众庶”说与杨衒之《自叙》有明显的相悖之处。根据《自叙》，杨衒之的创作想法萌生于重览城郭崩毁的洛阳之后，“不恤众庶”说却谓杨衒之“见寺宇壮丽”而作此记。但是，从《洛阳伽蓝记》的内容看，尽管很多王宫贵胄舍宅为寺，然而，还有皇室、大臣耗巨资造寺。如胡太后建造的永宁寺，书中言其“绣柱金铺，骇人心目”，“太后以为信法为征，是以营建过度”。由寺宇之侈丽和修建者的身份，资财靡费与百姓劳苦不难想见。“不恤众庶”说亦是能够从《洛阳伽蓝记》文本掘发出的意图。
优秀的作品不会只含纳一种意图，话语本身具有一定的自足性和自主性，因而，文本含纳的意图与作者意图并非一事。比较直接显见的，文本意图多来自文本局部，作者意图常关乎文本整体。《洛阳伽蓝记》整体话语设计就是围绕为洛阳伽蓝后世流传的意图进行的，《自叙》中言道：“然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止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详异世谛俗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远近为五篇。”文本意图与作者意图既非一事，将文本意图归为作者意图就带有强加话语的嫌疑，也会遮蔽或者窄化文本的丰富意义。从价值角度论，作者意图并不必然比文本意图更权威、更有价值。基于某种文本意图建立的意义或许比所谓文本本义更适用于某些文化环境，更被某一时代需要。
总之，关于作品诠释与批评，专注于作者意图和完全不涉及作者意图皆不可取，似《洛阳伽蓝记》流传中的混淆文本意图和作者意图亦不可取。无论是专业批评还是普通阅读，都应当对文本含纳的意图与作者意图有所区分和辨识。
（作者：田淑晶，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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