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 葛承雍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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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人放牧图（唐）韩幹 绘

　　八世纪《游仙窟》文本 日本京都醍醐寺藏

　　齐泽克在《视差之见》中曾施施然而云：“回到故乡总能温暖我们的心房。”当然他所说的故乡并不仅仅是山水养育的出生之地，更是族群文明的根底之处。轴心时代的诸子百家滴定华夏文明枝繁叶茂的大树，继而儒家治道的汉文化和胡汉交融的大唐风尚，焕发出汉唐气象的历史光芒。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历史舞台上，在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南北河山之间，在儒家文化与欧亚文明的东西衢道之上，各领风骚的异质文明在儒家文化的大树下交融生长。中古时期的北朝到隋唐，就是在古代文明的十字路口最耀眼的东方高地，正是可以温暖华夏儿女心房的那个星河灿烂、繁花盛开的精神故乡。

　　当历史的繁华与尘埃都落定之后，我们当然期盼能回望那个时代的辉煌生动，回望迷迭香、胡旋舞、汗血马、曹野那姬和“胡人岁献葡萄酒”的鲜活生活场景。而文物学家、历史学家葛承雍先生五卷本的“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穿越而去的文化通道，使我们可以借此触摸和感知大唐世界的生活温度与精神气象。

　　在20年的漫长时光内，葛先生孜孜于以隋唐时代为中心的“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的研究，撰著发表了近百篇被谑称为“纸上考古”的专题论文，这些论文按交流卷、民族卷、艺术卷、宗教卷、胡俑卷的分类，集结为《绵亘万里长》《胡马度阴山》《拂菻花乱彩》《番僧入华来》《绿眼紫髯胡》——其特色正在于以古代物质文明遗迹和考古出土艺术品为主要考察对象，克制冷静而意趣横生地穿梭于文献记载与文物图像之间，将知识考古的逻辑与历史场景的复原无缝隙结合，相当有效地唤醒了沉睡的历史细节和尘封的古代生活。

　　正如葛先生自云，他是将自己置入历史语境中，以一个古代文化遗民、古典学者文人的身份，坦然地进入中华共同体的历史场景。一个有血有肉有生活的唐朝在他的思考、研究与写作中生动活泼地展现出来——这是一个深入大唐时代的欧亚文化、艺术作品、胡俑考索、宗教审视、民族交往诸方面的相当丰富的微观世界考察，其涉及问题的丰富程度远远溢出了传统历史学研究的边界。

　　不能不说，这些年我们所心向往之的“回到历史现场”，在“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的系列研究中，升起了细微生动的人间烟火——专业历史学研究的细致精准和大众期盼的历史鲜活度在这里各得其所。

　　隋唐是经过魏晋南北朝分离动乱后，以亚洲中原内地为根据地，以儒家文明为核心，联合周边少数民族，吸收草原文化与西域文化，最终形成的一个多族群、多民族的“新中国”（葛先生语）。因而，此一时期“胡汉文化”交融历史的精细化研究相当重要，“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丛书的学术价值正在于此。以胡俑、胡人、胡马、胡书、番僧等为标志的南北朝隋唐时代外来文明要素，在葛承雍先生的历史植物园中，如苗如芽进而如花如树，生长成为历史学知识谱系中的重要新知——人物的、事件的、建筑的、诗歌的、造型艺术的，甚至诗俑互证、名物辨析，直至《醉拂菻》《胡人的眼睛》这样的稀缺知识和《论唐朝的世界性》《丝绸之路与古今中亚》这样的纵横论述，当然还有《崔莺莺与唐蒲州粟特移民》这样文史互证的有趣探索，以及《唐长安黑人来源寻踪》《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和《唐代胡商形象俑研究》这样最能彰显“胡风东来”问题的特定人群的形象构建，多维度地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唐代胡汉社会与中外交流的立体场景。

　　在中古时期出现的胡人，当然不是指某一个族群，而是一个分布地域广泛、民族成分复杂的群体，包括中亚、西亚甚至更远的人群。“胡人”意识是隋唐时期非常重要的多民族意识，在其背后隐藏着域内域外互动交流的潮流。对这个时代潮流的研究，既需要宏观的大势概括，更需要微观具体的滴水透视。胡汉时代的外来文明如小水滴一样融入大唐繁华灿烂的强势文化的场景和过程，被“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的精细专题研究转换成清晰的慢镜头和有生活温度的历史知识。那些隐藏在墓葬壁画和石刻文字之中的艺术知识如胡伎乐、山水画、景教飞天、景教音乐、摩尼教艺术及体现在文物中的祆教痕迹、突厥习俗等，都被一项项作了细微的图文互证和考订；甚至西方文献中所记载的东方地名Khumdan（长安），也结合碑文与题刻作了恰当的辨析——这都是回到历史现场所需要的最扎实的知识基础。

　　如何回到丰富生动的历史现场，考验的是历史描述的生动性与真实性之间的短长相应，是历史学研究的最精巧技艺。当历史学家在称颂《史记》等经典作品的文学性成就的同时，往往也在不断考订其真实性限度，这不但是海登·怀特“文学还是历史”的命题风靡一时的缘由节点，也正是“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丛书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学娴熟技艺的厚度所在。

　　在传统的以王朝为中心的历史记叙结构中，古代文明发展与交流的史实演进并不存在一个显性的体系性文献。因此，我们今天构建人类文明史（而非政治史或统治史）的往昔场景和面貌，往往要大量地借鉴考古学的成果。这样，如何在正史王朝中心文献的系统性背景下，恰当地解读考古成果或文物图像，穿透被久远的过往时光和年代尘封的真相或场景，就是一个相当考验文献功底和考古视野的事情，“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则正好为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文本。

　　在这套丛书中，诸多研究聚焦于认识中西文明交流极为重大的节点问题，如近年来以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为代表的一些著述对“丝绸之路”的误读，他们认为汉代丝绸之路“是一个概念、一段时空、一种比喻，是浪漫主义的想象与传奇”。这当然是有违古籍记载和出土文物证据的。葛先生在《敦煌悬泉汉简所反映的丝绸之路再认识》一文中，从居延破城子和敦煌悬泉出土的汉代“传置道里簿”记载的驿站里程路线作为切入点，对悬泉汉简所见的西域胡人与物品、汉简中所记载的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多样化西域人种面貌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考察。论文所依据的是汉代丝绸之路上官府简牍档案中的运行记录，是对奔忙于丝路之上的各国使者、西域贵人、粟特客商、王国侍子、献马团队等在关口驿站时留下的鲜活实时的记载。这些历史时刻最真实的旅人轨迹同“传置道里簿”驿站里程路线相印证，是对汉代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之道、商业贸易之路的丰满立体的展现，是对隔空而语的想象性丝绸之路研究话语的实证回驳。

　　而《湖湘地域出土唐代胡俑的艺术特色》则以湖湘地域出土的大量汉唐以来的胡俑为考察突破口，将长沙窑外销瓷及其艺术特征等问题放置在古代海上陶瓷之路的大背景下来审视，探讨了唐代胡人在湖湘地域的活动，补正了史书记载的缺失。葛先生指出，中唐以后海上陶瓷之路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新线路，而湖湘地域出土的胡俑形象，正是多元文化相互渗透融合的体现，正所谓“湖湘文化，丝路一环”。

　　在图像或文物器物非“自明”的静态中，往往蕴含着文献记载不能呈现或缺失的文明交流历史，如作者的《唐贞顺皇后（武惠妃）石椁浮雕线刻画中的西方艺术》《再论唐武惠妃石椁线刻画中的希腊化艺术》诸文，论证了国宝级文物唐武惠妃石椁线刻画“希腊化”的特征，利用中古画史资料考证了拂菻（拜占庭）画样在隋唐时期的流传。武惠妃石椁线刻画图像风格与希腊神话以及拜占庭罗马风格非常相似，并具有一些拜占庭式萨珊波斯特征，由此分析景教传教士可能是希腊式文化的传播者，只有他们最接近古希腊文化脉络的源流而又能在中国接近唐朝皇帝。葛先生指出，希腊神话原型的构图被临摹刻画于武惠妃石椁上，说明西方外来文化进入盛唐时，明确地分为希腊式、萨珊波斯式、粟特式、印度式四种语言艺术，这不仅是前所未有的西方古典文化标本，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国艺术的传承与文化精神。

　　需要提示的是，不能因为专注于文物所昭示的历史内涵的解读，就将“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看成一套构建“物的历史”的丛书，它的要义不在这里，而在于通过出土文物来认识人，“透物见人、以器喻人”，洞见汉唐时代的历史大势。我们知道，无论是历史撰述还是史学研究，都不可避免地有“劝诫”或“通鉴古今”的功用，这也正是历史学作为人类对自身过往痕迹反观自照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所有宏观结构上的“微言大义”，都离不开微观考索下的细节还原。“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的专题下笔之处，往往拓土于那些我们极易忽视的文物、图像、文明遗痕所凝固下来的时代气象之腠理。如《“胡人岁献葡萄酒”的艺术考古与文物印证》一文，作者考察了散布世界各地的十余个“抱皮囊”造型的胡俑，不但纠正了文物界以往对此类器物的误判，更重要的是文中以俑图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古代文学作品描写与出土文物对照互释，从而对北朝隋唐直至元代中国的葡萄酒酿造、发展及其文化来源等诸事项作出了详细的考述，使得历史的记忆不再断层而展现于人们面前。读此文的酣畅之处是，“抱皮囊”胡俑不再是一件件简单的生硬器物，其所蕴含的“胡人岁献葡萄酒”的时代情景跃然眼前，使千年之后的人们在文物观赏中获得丰富生动的视觉印象，由此很直观地理解了唐代文明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吸纳。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写作也致力于展现古代社会史或生活史，于是原本沉睡在正史《舆服志》等制度性文献中的衣帽器物等被搬上了史学著作，打破了单一的政治史叙事模式，开拓了我们的知识视野。但是那个力图回到历史生活现场的追求还任重而道远，简单的器物上场的社会史并不足以构建生动生活史的充分场景，冰冷的制度性器物所缺失的正是人类生活的体温。而“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丛书作为一个研究主题非常集中的专题文集，其研究进路恐怕正好为古代社会史尤其古代生活史和历史场景的细节复原，提供了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借鉴——无论是戏称的“纸上考古”，还是图像证史、诗文互证或形象史学的研究进路，都预示着古代遗迹、雕塑、图像、器物或文书在回望或构建生动历史场景中的重要性，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恰当、周延地去解读它们所保存的文化信息与时代温度。在这些不同类型的物象背后，所蕴含的并不是单一文明的历史图景，而是包含着在东西欧亚大陆和南北不同经济形态地域之间丰富关联的多种文明的因素，是古代生活遗留给我们的最生动形象的“世界性”信息载体。

　　如果历史学家从物的层面出发去思考和构建，仅是停留在器物考索的感性认知上，那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锐气和超越性格局将不免会受到局限。而“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丛书正好就是将这种勘破旧知的锐气和开拓新知的格局结合得相当成功。正如书中所言，中古时代艺术的魅力在于给人以遐想，那是一种文化语境中的力量之感，是一种活着的文明史。

　　葛先生认为，他对“汉唐雄风”的写作不是跪着写，而是站着写，有种俯瞰强势民族的英雄主义崇拜；念汉赋读唐诗也不是坐着吟，而是站着诵，有股被金戈铁马冲击的历史大气。他孜孜不倦地在考古出土的文物、文书、图像、雕塑、壁画中找寻外来文明，研究胡汉互动，致力于发现人性的共识与不同族裔的差异，追寻隋唐中华文化中的“世界性”元素。

　　“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系列研究中所蕴含的，是一个将考古文物与历史文献结合到位的学者对隋唐时代的仰慕，所崇敬的并不是那个时代某个具体的人，而是那个时代民族的心灵，是以隋唐为代表的中古时期多民族汇聚的国家认同，是深深镌刻在其时代气象中的文明自信。

　　隋唐时代气象雄浑的灿烂文明，当然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文字期许或妙笔生花，翻开“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丛书的任何一卷，大气磅礴的唐代器物、壁画、雕塑、石刻、金银器彩色图版纷繁精美，帝王、英雄、蕃臣、骑士、乐工、仕女、胡商、高僧、力士纷至沓来，天马、骆驼、雄狮、孔雀、瑞兽千姿百态。这些散藏全球、汇于一书的精美而清晰的文物图版，是专题论文考述的主要证据，更是做进一步学术研究可利用的宝贵形象资料。

　　（作者：尚永琪，系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2020年07月31日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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