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两汉时期传入我国以来，扎根中土，开枝散叶，与我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诸多中国化的宗派，禅宗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之一。哲学家冯友兰曾经说：“禅，是另一种形式的佛学，它已经与中国的思想结合，它是联系着中国的哲学传统发展起来的。禅宗虽是佛教，同时又是中国的。禅宗虽然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可是它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禅宗的兴起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表征。纵观禅宗发展史，其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著称，既体现着佛教内在的认识论和价值观，又蕴含着中国传统思想的思辨性。这种禅悟的思维或者传法方式，在禅门中被称为“机锋”和“棒喝”，而禅门妙法之道最为玄奥之处在于，其无法用言语与名相来予以阐明，贵在参悟。
已故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方立天先生在《禅悟思维简论》阐释了机锋与棒喝的概念。“机”，几微，动作之微妙，此指禅机；“锋”，锋利，尤喻语言的锐利。机锋是指禅师与学人的问答迅捷锐利，语言含蓄微妙，不落迹象。通过充满深刻寓意的对话来验证对象的境界，并引导学人顿悟。
“棒”，棒打。“喝”，口喝。棒喝是禅师接引学人的手段之一，是在机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教学形式，通常是禅门接待初学人用棒迎头一击或大喝一声的仪式，促其领悟。随着机锋的不断被应用，禅师们除了用一些外人无法理解的举动来传授禅法之外，也留下了许多禅门的语录，由于这些语录中蕴含着典型事例，因此在后来又出现了“公案”，在禅宗的传灯录中，一共编集了1700多则公案。
《五灯会元》卷第四《长庆大安禅师》记载，长庆大安问百丈禅师：“学人欲求识佛，何者即是？”答曰：“大似骑牛觅牛。”禅宗的机锋有着含蓄、简短的特点，这就需要学人自己去体会和证悟。
在机锋的基础上，“棒喝”的接引学人的方式也就应运而生了。《五灯会元》卷三《江西马祖道一禅师》记载，有一学人问马祖道一禅师“如何是西来意”，禅师便打，还说：“我若不打汝，诸方笑我也。”
“棒”的广泛施用，通常被认为始于德山宣鉴和黄璧希运；“喝”的广泛施用，则是始于临济义玄，因此有“德山棒，临济喝”之称。禅宗典籍常以“雨棒雷喝，石火电光，棘句钩章，悬崖削壁”来描述禅宗。
无论是“机锋”还是“棒喝”都集中体现了禅宗不立文字的禅法，也正是这种机锋峻烈、单刀直入的宗风，让其历久弥新。南宋临济高僧，瞎堂慧远禅师开宗明义地向众人指出：“道绝名言，法离闻见，打破空虚，成七八片，直饶锢鏴完全，也是由基副箭。”这就是向弟子门人表明了禅门妙法的超言绝象之特性。
道家创始人老子在其所著《老子》开篇中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对于大道的超言绝象之表述，被禅师们所借用，并成为禅门妙法之无可言说、不可思议的不二法门。道家所说的“大道”，被庄子发挥为道在一切日常生活中，禅师们也借用了这一观点，认为禅法其实是平常而无玄虚的，就是要在吃饭、穿衣等日常生活中去体悟。在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与“一言一行”中表达出来的，这类似于中国儒道圣人的传道之方式，所以禅宗被认为是中国化佛教的代表。
禅宗六祖慧能弘扬与传授禅法的时代，已经有了后世禅师们和机锋与棒喝相类似的语录。慧能更注重的是破除人们对于文字的执着，认为禅门讲求的是机缘，而不是拘泥于文字、名相、言说等形式。以这种超常的话语和行为来传授禅法，就是机锋与棒喝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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