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02年，68岁的法显在今巴基斯坦北部的乌苌国“坐夏”（僧人安居禅修）之后，辗转来到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这已是他有感于中土戒律残缺而誓愿西行、离开长安的第四个年头。半路结伴同行者7人，3人参访过佛迹后便返回了中国，一人在佛钵寺病逝。后来仍决志西行者，只剩下法显等3人。

　　弗楼沙国，贵霜帝国伽腻色伽王2世纪初曾在此建都，北天竺佛教中心之所在。《佛国记》中，法显饶有兴致地讲述了与弗楼沙有关的两个神异传说。其一是迦腻色迦王受牧童启发建雀离佛塔的故事，其二是大月氏王8头象拉不走一只佛钵的故事。法显亲眼见到了这只佛钵，“可容二斗许，杂色而黑多，四际分明，厚可二分，莹微光泽”，中午、傍晚时分，僧人请出此钵，信众供养。实际上，法显在弗楼沙所见到的景象，已是当地300多年来佛教辉煌时代的尾声。离开弗楼沙，下一站是那竭国，就进入了今天的阿富汗境内。

　　法显沿丝路西行求法之时，正是东西方文明版图即将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当时，蛮族和匈奴人席卷欧洲和北非。公元410年，罗马被西哥特部族首领阿拉里克攻占，谁会相信，“一个征服了整个世界的城市却遭遇了征服”，“众国之母如今已成为坟墓”，欧洲文明一落千丈。

　　同样在公元410年，离弗楼沙不远的波斯萨珊帝国，在被称为“教会仰仗”的波斯国王的支持下，正在召开一场宗教会议，主题是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关系，这是那个时代造成教会争端和教派分裂的主要问题之一。会议最后决定，在今伊拉克的泰西封设大主教一职，并脱离西方大主教的领导与干涉。历史学家认为，与法显西行求法差不多同一时期在波斯召开的系列宗教会议，“是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时刻”。波斯就这样张开怀抱接受了基督教。

　　公元5世纪初，法显沿丝路西行求法之时，正是基督教进入中亚西亚之始；又过了200年，中国另一位伟大的求法者玄奘西行之时，基督教在丝路沿线各地已成为主流信仰之一。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布哈拉，土库曼斯坦的梅尔夫等这些丝路上的城市，当年都聚集有大量的基督徒。同样在弗楼沙，玄奘所看到的已和法显大为不同：人们“多敬异道，少信正法”“僧伽蓝千余所，摧残荒废，芜漫萧条，诸窣堵波，颇多颓圮，天祠百数，异道杂居”。

　　东西方在丝路上不仅有货物的互换，更有文明的互鉴。例如，无论是佛教、琐罗亚斯德教还是印度教和基督教，其圣人形象的头顶都会有一个象征智慧的光环，这一共同的视觉造形，就诞生在5世纪到7世纪丝路各宗教之间的交流之中。再如，佛教菩萨造像常见的讲解佛法时所结的“安慰手印”，也就是右手拇指和食指相触，剩余手指张开，基督徒认为，这是和上天沟通的绝佳手势，故而也得到了他们的推崇。还有3世纪在巴比伦兴起的摩尼教，原本是以犹太教和基督教思想为主，同时吸收了琐罗亚斯德教的信仰元素成分，在丝路上，又染上了浓重的佛教色彩。

　　公元5世纪初，法显走过的丝路之上，正发生着上述各宗教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一二百年后，基督教成为中亚、西亚地区的主流信仰形态，以至于英国历史学者弗兰科潘在其《丝绸之路》一书中，将这一时期的丝路称为“基督之路”。这是法显丝路西行求法的世界时代背景。

　　国学大师汤用彤曾概括法显求法重要者有三：“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返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佛国记》载其时西域情形甚详”；回国后所译戒律为佛教戒律五大部之一，所携回《方等》《涅槃》“开后来义学之一支”。法显西行的历史影响，如西域研究专家魏长洪《西域佛教史》云：“其范围超过了前代任何一位探险家，而且他这一伟大的行动极大地影响了后人，开创了唐代中西交通空前繁盛的先河。”

　　约1600年前，来自中国的一介老僧法显蹭蹬于丝路之上。“蹭蹬”者，险阻难行也，失势之貌也。如今，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已千百万倍于古丝路时代。纪念法显，除了对他老而弥坚的志向、横绝瀚海的勇气、为法忘躯的精神表示由衷的景仰之外，还应想到：在文明交流互鉴深化的今天，我们都不能不关注世界，不能只留心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上，更应积极向外传播自己的优秀文化，而非仅是消极地去“拿来”为我所用。

　　（作者为华侨大学海外华人宗教与闽台宗教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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