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6月1日正式施行。《条例》的施行，标志着北京市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更加精细而具体，为促进首都绿色发展、增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法规依据。特别是作为地方性法规，《条例》首次对放生活动进行规范，将会对放生活动中产生的乱象起到有效扼制的作用，使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尊重生命、善待动物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早在战国时期，史籍中就记载了“正旦放生，示有恩”的习俗，充分展示了古人“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悲悯情怀。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放生行为与佛教教义中的慈悲护生理念不谋而合，尤其是经过梁武帝、北齐文宣帝、唐肃宗等历代帝王以及智者大师（隋）、慈云遵式（宋）、云栖祩宏（明）等佛教大师的大力提倡，很多寺院都建有放生池、放生园，放生仪轨不断完善，放生活动形式多样化、内容制度化，彰显出佛教众生平等的理念和慈悲利他的情怀。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日趋多元，放生、护生活动也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但遗憾的是，由于缺乏正确的认知，不少放生活动乱象不断、弊病丛生，不仅未能体现爱护生命的理念，反而破坏了生态平衡，甚至影响到人民生命安全。常见的不当行为，如不考虑放生环境，把海龟或山龟放到淡水里；分不清家养与野生，将家养的鸟类放到大自然中，其生存几率可想而知；甚至在公园、村居旁放生毒蛇，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等，不一而足。

　　更有甚者，部分放生人士贪功求名，不顾实际野蛮放生，如把从市场购得成袋成袋的鱼、成箱成箱的鸟，运到寺院再转至目的地放生，无视途中鱼和鸟的挣扎，其凄惨之状，不忍目睹。在放生的“浩浩大军”中，还存在着竞相炫富、攀比之风，将放生、护生的爱心活动演化为敛财致富的商业营生，明码标价；或者双方预约动物数量、品种等，提前捕捞，形成“捕猎—贩卖—放生—再捕猎”的放生利益链。形式化、商业化的放生活动严重违背了放生、护生的初心本怀，是变相伤生、杀生，是对生命的粗暴虐待和践踏，与保护生命、爱护动物的理念背道而驰。

　　面对乱象，加强监管无疑成为当务之急。《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按照这一立法精神，《条例》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要求“禁止擅自实施放生活动”“擅自实施放生活动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有意愿放生的个人或团体，《条例》规定，“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可以会同有关社会团体根据野生动物保护等需要，组织单位和个人进行野生动物放归、增殖放流活动”，为放生活动划定了范围。《条例》把放生活动纳入法治框架，在地方法规中首开先河，必将对各地野生动物保护精细化管理起到带头示范作用。

　　爱国爱教、遵纪守法是佛教界的优良传统，放生活动也必须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开展。《条例》的出台，为在北京范围内如理如法放生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佛教界应勇于担当社会责任，倡导合理放生、合法放生的风尚，使得善心结出真实不虚的善果，在放生活动中真正体现保护生命、尊重生命的理念，增强动物保护意识，树立环保观念，引导人心向善，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首都生态文明建设，奋力书写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新篇章。

《中国民族报》（2020年6月2日　07版）

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zjnews@vip.163.com

• 前一则: 古代北非多元文明的流变及其特色
• 后一则: 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罗布林卡3日恢复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