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冈石窟考察时强调，“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兼容并包、交流交融，这是云冈石窟诞生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华文明崛起和强大的发展历程，更是我们今天文化复兴、砥砺前行的时代呼声。
5月11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热潮涌动。我们为云冈喝彩的同时更觉重任在肩。
历史上，古埃及被肢解了，法老们的木乃伊像碎片一样被展示在世界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古巴比伦分崩离析灰飞烟灭了，成为谜一样的神话。玛雅王国被遗忘了，在石头与天空间留下最后的沉默。古波斯东奔西突，已忘记了来时的路。古印度被反复蹂躏嫁接、分分合合。唯有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云冈石窟是历史的，更是现代的；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云冈石窟是公元5世纪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图像史，也是一部多种文化融合的思想史。
公元5世纪，拓拔鲜卑北魏政权的都城，平城之西武州山南麓，上万人挥动着石凿，紧锣密鼓地雕刻着世界的繁华与东西方、南北向文明的共生共荣。武州山上雕凿的皇家石窟，既是印度佛教传到中国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欧亚文明荟萃的一个高峰。
石窟的总设计师、高僧昙曜来自于克什米尔，与释迦牟尼出生地迦毗罗卫国（现尼泊尔南）、佛教艺术兴盛地犍陀罗呈三角之势。昙曜于公元452年以北魏沙门统的身份争取了北魏皇家的佛窟造像权，举一国之人力、物力、财力“任其裁用”雕凿武州山石窟。昙曜五窟雕凿的理念是“皇帝即当今如来”，因此云冈石窟佛像的样貌从一开始就具备了佛、帝的双重特点。
昙曜所参照的印度佛像样本是印度北部具有希腊风格的犍陀罗佛像和印度中部秣菟罗佛像两种范式。辗转于印度南北、西域、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昙曜，以海洋文明的犍陀罗佛像、林居文明的秣菟罗佛像，融合拓跋鲜卑游牧文明、中原农耕文明中，彰显佛教文化的独特魅力。
昙曜将穿着印度贵族服饰的禅定坐佛安排在北壁主尊的位置（20窟露天大佛）。穿着希腊战袍通肩大衣具有犍陀罗风格的佛陀，则以胁侍立佛的格位安排在北壁主尊的左右侧。昙曜把雄心壮志的文成帝雕凿成文武领袖的合体。昙曜五窟呈现出以印度圣贤和中国帝王为核心，希腊、波斯、罗马文明为胁侍的结构范式。云冈第二期太和年间雕凿的第五窟主尊，儒家的褒衣与道家的博带成为佛像的主打样式。
云冈第十二窟造像丰富、装饰华丽、样式多元，是一场盛大的东西方文化大联欢。全窟不论造像的种类、数量，还是服饰的样式和华丽程度，都是其他洞窟无可比拟的。身着各种服饰样式的佛陀或坐、或立，或倚坐、交脚，依其格位被安排在大大小小的佛龛中，周边菩萨、护法、天王、力士、天龙八部，各种神瑞、花草、塔庙栏廊、列柱门窗、亭台楼阁、毡帐帷幔，无所不有，丰富无比、美轮美奂。天空中吹拉弹唱的飞天众神，厅堂神龛中端坐的说法、问道、降魔、禅修的佛陀各尽其态；衣袂飘动、花冠缠绕的菩萨，或沉思、或悟法，表情各异；手持法器、面目威武的护法，恪尽职守；姿态多样的乾达婆（印度教中的一位男性乐神），手捧乐器，吹拉弹唱，各显其能；身姿曼妙的紧那罗（佛教天神“天龙八部”之一，又名“乐天”），迎风舞动，上下翻飞；列队成组的供养人，虔敬听法的比丘，伏法修行的鬼众……五世纪的人间种种美好以弥勒净土的方式呈现在武州山的崖壁上。褒衣博带的佛陀造像则以东道主的身份成为这场东西方文化大联欢的主角，显示出大国风范。
今天我们在云冈石窟，看到的不仅有北魏的帝王、印度的佛陀，还有希腊的英雄、波斯的战神、草原的骑士、儒家的圣贤、道家的仙师，更有天下众生之相。东西方、南北向文明的融汇与碰撞，来自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合作与共赢，来自于北魏游牧民族的血脉与中原文明的基调。
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冈石窟考察时强调，“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兼容并包、交流交融，这是云冈石窟诞生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华文明崛起和强大的发展历程，更是我们今天文化复兴、砥砺前行的时代呼声。
文明的传承需要文化的担当与再生。如果说1500多年前，北魏王朝在武州山上要彰显的是神祇的庇佑、信仰的力量与拓拔鲜卑武力征服的荣光，那么今日的云冈石窟却是以文化的形态去呵护文明的脉络、彰显世界一体、天下大同的理想。它超越了朝代和国土的藩篱，把世界文明的共生共存纳入时代的考量。地球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舞台，求同存异、兼容并包从来都是文明进步的法则。
5月的云冈石窟，在1500多年的历史烟尘中再次闪亮。2020年，全球的疫情如阴霾覆盖在每一个人的额头上。但在云冈，我们看到了悲悯与宽恕，从容与反思。云冈石窟，是人类共有文明的从前和未来，此处与彼岸，是世界大同。
（作者单位：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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