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提出“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要求，并强调“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黄河文化是一个层次多样、结构复杂的有机整体，有其内在的统一精神，但具体反映在流域九省区，则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内涵与特色。从不同区域的视角认识黄河文化，是认识与理解黄河文化内涵的一种有效途径。
甘肃省是黄河上游的重要省份。兰州、临夏、白银等地所在的河湟文化圈，庆阳、平凉、天水、定西所在的关中文化圈外延区，皆位列黄河流域主要文化单元。甘南地区属于安多藏文化圈，是藏文化在黄河流域的核心区域。河西走廊诸河与黄河共享祁连山这一重要水源地，从古至今与河湟文化圈联系密切。因此，甘肃除东南一隅属长江文化区外，大部都属于黄河文化区的范围。可以说，甘肃在黄河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以此为视角来加深对黄河文化内涵的理解，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
黄河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展现出不同特点。黄河从青藏高原流入甘肃的狭谷深壑，甘肃先民得益于黄河干流及泾、渭、洮、湟等支流的滋养，为古代黄河文化走向辉煌提供了重要动力。
当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逐渐为崇尚黑陶的龙山文化所代替时，黄河上游甘肃、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则坚守彩陶传统并将其发展至高峰，其后诞生的齐家文化更是作为探讨中国早期政权与国家形态的重要标本而备受关注。甘肃黄河流域诸多史前文化遗存与伏羲氏诞生于甘肃的上古神话相印证，生动体现了黄河流域先民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
夏朝末年，周族始祖后稷之子不窋带领族人迁徙至甘肃东部的泾水流域，在此发展完善了农耕文化体系，并形成了礼乐制度的雏形。春秋时期，原居于甘肃东南部黄河与长江分水岭一带的秦人在开疆拓土过程中，在今甘肃天水、甘谷一带首次创立新型地方行政建制“县”。礼乐文化与郡县制滥觞于甘肃境内，其后在整个黄河流域成熟光大，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重要元素。
西晋灭亡后，黄河流域腹地陷入长期动乱，大批中原士民前往相对安定的河西走廊避乱，汉魏以来的政教文化在此得以保存，并成为隋唐制度的重要来源。北魏末年，今甘肃东部与宁夏南部的泾渭流域战乱频仍，通过一系列以平凉为中心的军事政治活动，由鲜卑军人与汉族门阀结合而成的关陇集团逐渐形成并成为此后数个世纪历史演变中的重要力量，隋唐时期，中国帝制时代步入一个巅峰。可以说，甘肃为古代黄河文化走向统一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之前，中国与世界的主要交流经陆地进行、由西北方向实现。甘肃地处黄河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十字交叉地带的独特地理位置，在黄河文化发展中扮演着独特角色。
甘肃特别是河西走廊，曾长期是黄河文化对外交流的窗口。早在史前时代，甘肃就是西方冶金技术以及小麦等农作物传入黄河流域的重要通道。自西汉设立河西四郡后，河西走廊成为黄河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中古时代，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首先进入河西走廊，鸠摩罗什等高僧曾在河西走廊长期居住，学习汉文化后再前往中原。伊朗乃至地中海文化以粟特人为主要载体，通过敦煌、武威等商业都市，将来自西方的物种、艺术、医学以及宗教等文化要素输入黄河流域腹地。河西走廊作为汉唐王朝经略西域的大本营，使得来自黄河流域腹地的丝绸珍宝、生产技术乃至文化典籍、审美趣味向西传播，对亚洲腹地乃至更远的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甘肃特别是河西走廊，还曾是黄河文化与世界文化融合的前沿。佛教艺术在传入河西走廊后与黄河文化相融合，形成从犍陀罗向中原风格过渡的“凉州模式”。跻身隋“九部乐”之列的《凉州伎》、跻身唐教坊大曲的《甘州》等标志着融合胡汉而自成一体的河西音乐流派跻身主流艺术之列。中古甘肃特别是河西走廊一直实行以郡县为主、军管羁縻等多种方式并存的复合治理体系，在农牧并重原则下形成发达的灌溉农业体系与畜牧经济体系，使甘肃特别是河西走廊在唐代一度成为时人钦羡的富庶之地。这证明黄河文化能够通过广泛吸纳外来文化要素而焕发出崭新气象，举世闻名的敦煌文化即是有力例证。
三
随着政治经济中心转移以及生态环境变迁等因素的影响，曾经辉煌灿烂的黄河流域在宋代以后逐步失去领先优势。但黄河儿女依然不断用拼搏奋斗为古老的黄河文化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在黄河文化的复兴发展中，甘肃发挥了独特作用，尤其是在治水事业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值得关注。
《尚书·禹贡》中记载，大禹治水时曾“导河于积石”，甘肃积石山由此成为黄河流域治水事业肇始的文化象征。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水部式》与《沙州敦煌县行水规则》两件文书撰成于唐代，是现存最早的全国性水利法规与区域性灌溉细则。明清以来，以水车为代表技术的提灌农业在兰州等地蓬勃发展，于黄河流域独树一帜。近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治水事业在气候干旱、地形复杂的黄河上游创造了诸多成绩。中国人自行设计施工的第一座大型土石坝水库鸳鸯池水库、亚洲第一座百万千瓦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中国大型跨流域调水先驱引大入秦工程、对扶贫事业产生巨大贡献的雨水集流工程等，无不对甘肃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先决性与支撑性作用。浸润于甘肃治水事业中的奋斗精神、科学精神以及制度文化等，是现代黄河文化的宝贵财富。
历史上的甘肃，黄土高原植被茂密、河西走廊水草丰美。近一千年来，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甘肃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甘肃人民遂开始了保护环境、改善生态的漫漫探索之路。民国时期，中国第一个水土保持实验基地于甘肃天水创立。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治理受到高度重视。甘南草原的生态环境不断恢复，黄河上游重要水源补给区的生态功能日益改善。在黄河调水的支援与相关政策制度的保障下，几乎沦为“第二个罗布泊”的民勤绿洲恢复了生机，“六老汉”在八步沙创造了绿进沙退的奇迹。甘肃生态建设为在经济欠发达与生态脆弱地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筑牢黄河流域生态屏障提供了重要支持，其中体现的敬畏自然、尊重科学，广泛参与、久久为功的文化特质，对在黄河全流域推动生态保护事业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黄河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多细节早已浸润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黄河文化的内涵，并非是将黄河流域内相关文化现象简单综合或改头换面，而是要紧紧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需要，对黄河文化的内在精神进行新的概括和提炼。区域层面的黄河文化研究，极具深意、大有可为，既可为认识黄河文化的内涵拓展新的层面和元素，更能提供不同的视角与方法。
（作者：周奉真、张景平，分别系甘肃省文化与旅游厅副厅长、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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